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回顾历史，无疑能使我们看清当下;普及常识，无疑能使我们增强信心。

　　我们能从中国百年防疫史中，得到什么启示?中国面对传染病时迎难而上的勇气，得益于什么?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底气和力量，来自何处?

　　今日，长安君与大家继续分享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作者江永红文章《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的第三部分内容，一起探寻这背后的答案——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

　　连载之三：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睁眼看一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方有疫情，八方来支援。

　　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援可谓山海不可状其大，且不说所需物资要啥给啥，仅说医疗队员，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总数已超2万名。在决战阶段，全国对湖北的支援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这是一个发明，是世界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声令下，军队就冲上防疫第一线?2003年战非典，人民军队出动1000名医务人员，承包了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的今天，人民军队出动4000余名医务人员，接管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这些，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像这样集中统一指挥防疫是党的好传统。

　　一部新中国的防疫史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尔鼠疫疫情。

　　接报当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苏联斯大林发电报求援，责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连夜开会，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指挥此次防疫战。中央防疫委员会令东北人民政府将全东北的防疫队伍全部开到察哈尔，令长春、大连、北京天坛三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赶制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组织医疗队前往察哈尔，令人民解放军封锁疫区，总之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统一行动，结果只用一个月零几天便扑灭了此次鼠疫，仅死亡75人。

　　连共和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使然。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顾中国，但每次的结果却不尽相同。

　　1917至1918年初，晋绥暴发鼠疫，绥远地方官员竟煽动愚民杀害北京来的防疫队员，大名鼎鼎的伍连德博士也险些葬身火海;而山西军阀阎锡山更绝，根本不让中央政府派来的防疫队跨进一步。这次鼠疫历时半年，最后是自然消亡的，死了1.6万余人。

　　1920年10月，东北再次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东两省，虽然伍连德等防疫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央防疫处的专家俞树棻甚至献出了生命，但由于社会制度不给力，疫情仍然无法控制，最后流行了7个月，死亡9300余人。

　　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关系。在察哈尔鼠疫被扑灭后，他对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忧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于是“预防为主”被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免费接种卡介苗和免费种痘。

　　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

　　鉴于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不讲卫生而病死人的情况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这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九·九指示”，严厉批评这种倾向，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3年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专事预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以后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县建立了专门的防治站和专科医院，如南方的血吸虫防治站等，从此我国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轨道。

　　防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是一门科学，但从来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它是科学，更是政治。

　　性质不同的政权，在疫情面前，可能说的话都是不错的，但实际做法和结果是迥异的。远的不说，只说被一些“民国粉”怀念不已的民国时期。1930年上海发生霍乱，许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个卫生衙门之间为经费相互扯皮，从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预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卫生部长不得不亲自来上海开会协调，议定了“免费注射疫苗”等三项措施，可最后“卒以筹设不及未能实现，良可惜也”(见《上海市霍乱流行之报告》，载《卫生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11期)。1932年的长江流域霍乱流行的防治，是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蒋介石都亲自出马了，结果仅在武汉、南京清理了尸体、注射了疫苗，最后还是死了约50万人。

　　要控制和消灭一个传染病，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力不从心的，全国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统联动才能达到目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国战胜传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结果。被排位头号传染病的鼠疫，在我国从肆行无忌到只有偶尔零星病例发生，驯服这个瘟神的办法，除了接种疫苗等医学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当数“灭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灭鼠。传染媒介没有了，鼠疫就没有了。

　　这项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动，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如此强的动员力。

　　麻疹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但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包括欧美都出现了麻疹“返潮”，我国也连续几年出现上升，于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国统一开展了一次以8月龄至14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的强化免疫活动，10天之内接种儿童1亿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接种这么多的儿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

　　我国最后一名脊髓灰质炎患者1994年9月出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从此再无本土野病毒感染脊灰的病例，标志着我国已消除了脊灰这一危害甚烈的传染病。

　　2011年8月，输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虽然只感染了一个人，但国家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在全疆进行突击免疫，中国生物利用军机将1000万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个机场，当地疾控中心接着用冷藏车送到接种点，展开接种，把这次输入性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

　　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优势不是吹的，而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