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人极关云长

——浅谈关公文化形成的三个元素

作者：冯建国

中国文化有两个圣人，一个文圣孔子，一个武圣关公。

　　中国古代有两处圣地，一处山东曲阜，一处山西运城。

　　中国有一副楹联：

山东夫子，山西夫子，瞻圣人之居，条峰与泰岳同高; 作者春秋，述者春秋，立人伦之至，涑水与洙泗共远。

　　一座太行山，架起了山东山西地域桥梁; 一部《春秋》书，连接了文圣武圣精神境界。一个文圣、一个武圣，凝聚了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和民族气节。正如于右任先生所题：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孔子著《春秋》，其文化的内核是“忠君”。

关公读《春秋》，其文化的内核是“守信”。

由是，千百年来，人们赞叹道：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纵观孔子关公文武二圣的生命踪迹，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秉持一生，虽万死而不悔的人物。孔子传业解惑，周游列国，衣带渐宽，矢志不渝;关公佐兄扶汉，征战疆场，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他们正是在不同的领域层面，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追求奋斗着，而一部《春秋》巨著，将两位圣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最坚挺的脊梁，也使他们成为至高无上的“圣人”，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和世界观得形成与发展。

　　文化之韵是相通的，都秉承着教化育人的功能。孔子将《春秋》写在了纸上，创造了一种文化，叫儒教。而关公在精通《春秋》的基础上，将其精义熔铸到魂灵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春秋》的内涵，并且也衍生了一种文化，将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塑造了一个“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伟岸形象。可以说在中华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关公是一个伟大而特殊的人物：是神，却真有其人；是帝，却从未坐过龙椅；是圣，却没有著述传世……然而他却衍生了一种举世敬仰的关公文化，且千年长盛，至今不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就关公文化形成现象，浅谈三个方面的元素：

　　一、关公文化的地域元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公文化的形成与运城的地理人文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

　　(一)关公文化的——地理元素

　　运城位于山西省西南部，隔黄河与陕西渭南、河南豫西一隅相接，有着“黄河金三角”的美誉，被视为古中国之发祥地，是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因地处黄河以东，秦、汉、三国诸代为河东郡地，故史称“河东”。唐设有司盐都尉，宋、金、元时称潞村，因置盐运使司，亦称运司城，简称运城。其外滨澎湃黄河沧浪之水，内恃蜿蜒中条雄壮之山，北达幽燕京津，南通中原豫皖，西近古都西安，东望旧京开封，风陵古渡鸡鸣三省，蒲津浮桥秦晋两好，自古为“京畿要塞”、“表里山河”。

　　不同地域的人，由于生存环境、饮食方式、地理气候的诸多不同，导致思想观念不同、人文历史不同，文化性格特征也不同。河东坐拥黄土高原的浑厚朴实，怀抱黄河的宽阔深远，境内涑水横贯，川岭相间，“外则砥柱之险，内则盐地之饶”，旧版《安邑县志》曾这样赞叹道：“面临神稷，背负中条，虞坂峙南，鸣条踞北;远则大河环卫，近则二水交荥。俯瞰龙潭，万顷琼瑶夺目;仰瞻云岭，千峰翠锦如屏。地不爱宝，池献其祥，国赋斯充，民财以阜，是三藩之都会，实两海之咽喉。”

　　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原为桑叶之形，因受列强蹂躏切割，现为雄鸡啼鸣之状。国人赋予知耻以勇内涵，意为雄鸡迎朝阳，傲东方，一唱天而下白，象征着蒸蒸日上，生机勃勃。位于雄鸡腹部山西省西南部，上苍造就一片肥沃土地，自古为尧舜甸服之地，神禹建都之邦，有着“夏墟”之称、“魏都”之誉。解梁为古魏之地，条峰南峙，涑水北环，“间气所中挺，生神异。在昔风圣佑理轩辕，功高上古。积数千年川岳之气，而关夫子生焉”。

　　正是由于黄河的粗犷豪放，中条山的雄浑巍峨，盬盐池的海纳百川，以及大河东去的荡气回肠，所以尽管斗转星移，岁月交替，历经千百年风霜雪雨，运城却依然不改其“壮士割腕”的沧浪之气，也才能够诞生出像关公这样傲然于世的人物来。清代解州知府言如泗在其《重修解州关圣庙记》中叹道：“圣(指关公)为解产。解地逼近中条、涑水。鹾海(指盐池)回环绾接，而又大河绕外，砥柱当中，山雄水阔，地脉钟灵，亘千古而生圣一人。其雄劲阔达，岳峙渊渟，适与山川形势相肖。”一语势若昆仑。

　　(二)关公文化的——人文元素

　　如果说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摇篮，那么蜿蜒起伏的中条山就是文明古国隆起的坚强脊梁。这里文化遗址密集，名胜文物星罗，碑碣墓葬棋布，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层岩，无不浸透着华夏先祖的勤劳与智慧，包含着古代中国的底蕴与精神。千万年来，她们顽强不屈，钟灵毓秀，不仅孕育了运城这片神奇的土地，而且铸就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行走在古老的河东大地上，一如穿行在文化的迷宫和历史的隧道之中。追溯华夏古代文明，早在亿万年前，中条山下就有了早期人类的雏形，被中美科学家定名为“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神话，将人类起源的时间向前推移了1000多万年。河东自古多悲歌，久为悲壮之乡，蚩尤在这里大战炎黄二帝，兵败断首，血流成卤而为盐池，豪情悲壮，辉耀中华，被誉为“华夏战神”。

　　尧舜时代，河东揭开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序幕。尧帝为部落望仙访贤，建都蒲坂，后迁移平阳，即今临汾一带。舜帝以孝悌闻名天下，造就了华夏文明的道德之源。大禹开凿龙门，导洪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建夏朝都安邑，开启了文明国家的先河。而舜帝一曲《南风之歌》颂扬的河东盬盐，将华夏文明带向了遥远的孝德时代，也将炎黄子孙哺育得粗犷豪放、大义凛然的气质，遗传给了河东赤子关公。

　　孝德诚义，千年传颂，浇灌着华夏文明之花。到了夏启时代，运城更成为中华民族先祖们兴邦建国的舞台，筚路蓝缕，茹毛饮血，从此揭开了“古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史的浩浩序幕。事实证明，运城之地向为忠义仁贤之邦，不乏动人之举：后稷稼穑深山播种，嫘祖养蚕巢衣遮寒，傅说版筑造屋取暖;为救赵氏孤儿程婴舍生取义，为保主公性命介之推割股奉君;虞君芮君礼让闲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等等。在河东这片土地上，蚩尤被黄帝所斩，关龙逄被夏桀手刃，而关公则被孙权杀害，且都是宁折不弯，血溅白绫，身首异处，成为历史的不朽传世。这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先祖形象，一件件可歌可泣的动人事情，无不构成了关公的忠义元素。

　　(三)关公文化的——氏族元素

　　按照《新唐书》载：“关氏出自商(应为夏)大夫关龙逄之后，蜀前将军，汉寿亭侯羽，生侍中生。其后世居信都(在河北冀县)。裔孙播，相德宗。”元代史书亦云：“关氏之先，出夏大夫关龙逄。帝居河东著姓。其世家可究见者三世。”关龙逄是夏朝君主桀手下的大臣，疾恶如仇，为人刚正不阿，以性格耿直刚烈而闻名于世。其时夏桀倒行逆施，惹得朝野内外怨声载道，关龙逄挺身而出，匍匐进宫，拼死劝谏。夏桀暴跳如雷，遂命刀斩关龙逄，埋葬于今安邑东北玉钩山麓，当地人称作龙硕冢。

　　关龙逄作为关公的先祖，两人一样的正直无畏，一样的尽忠守信，一样的血溅白绫下场。关公正是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根本没有个人的死生荣辱，只有民族、国家与朝廷的社稷安危，两个人的精神内涵，也完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关公的祖父关审，是位学识渊博、秉性耿直的读书人，一生坚守“不交结富豪，不攀附权贵，清静无为，洁身自好”的信条，勤俭治家耕读为本。关公的父母亲在关公愤世嫉邪，杀豪伯逃亡后，因行走不便，又不甘心被捉受辱，就双双投井身亡。

　　总之这样的人文环境，对于关公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一生追求的价值取向，无不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写道：“其地(指关帝祖陵)适当条(指中条山)之至中。群峰交拥，势驰万马;咸整整列，无乱颜行;左旗右鼓，俯瞰解池，盘旋襟带;山灵发祥，笃生圣帝，非偶然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运城这片悲壮之地、关公始祖的血脉精神遗传，还有河东历史文化和古圣名贤的浸润濡染，成为他社会理想、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形成的必然元素。

　　二、关公文化的精神元素

　　关公之所以生前千人称颂，死后万世敬仰，融于帝神圣界，享祀世界各地，就是凝聚在关公身上、为万世所共仰的“忠义仁勇礼智信”诸品格，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与精神，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道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构成了一个“对国以忠，待友以义，处事以仁，作战以勇，为人以信”，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关公形象。

　　(一)关公文化的——《春秋》元素

　　关公一生胸襟坦白，肝胆相照，秉持春秋，恪守忠义，至信至刚，乃文乃武，忠义仁勇，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鞠躬尽瘁，辉映千秋。死后为公，为王，为帝君，直至成为武圣，与孔子并祀。关公的精神品格内涵，与他崇儒敬道，信守《春秋》分不开的，更重要的他是儒家理学“《春秋》大一统”和孟子“大丈夫人格”的践行者。所以关公人生与《春秋》有着不解之缘，正因为他领悟了《春秋》的精义灵魂，并融会贯通于整个人生坚守的道德底蕴里，才使得他成了千百年来朝野上下，尤其是平民百姓最为敬仰的不朽人物。

　　探究关公喜欢《春秋》的渊源，与他所处的社会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读《春秋》成为他终生的嗜好，并且融入到一生的风雨历程里，成为他生命深处的一个符号。清人张鹏翮就曾写道：“义存汉室，致主以忠。《春秋》之旨，独得其宗。”由于社会阶级或者统治者的需要，形成了一种为之服务的文化现象，正如年遐龄在其《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中所云：“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对于关公在儒家《春秋》中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与评价。

　　让关公一生执著于《春秋》，是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关帝圣迹图志全集》就讲得十分深刻明白：“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若为君父而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抑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常事而不其权。盖自汉唐宋明以来，学士之家治春秋勤，弦诵者亦不胜数。”关公作为儒教的正统人物，正是《春秋》忠实的信仰者与实践者。

　　(二)关公文化的——诚信元素

　　在封建社会的道德架构里，“忠”与“义”是做人品格的具体表象，尤其是对待国家、民族、君主是否忠心耿耿，对待朋友、他人、亲属是否情义绵绵?更是人们所追求遵循的道德准则。关公之所以被万世所敬仰，是因为他将诚信融化于自我行为之中，一生行忠义，重然诺，守信用，对刘备及其蜀汉集团的利益无限忠诚，即使曹操封官赠金，孙权许亲联姻，都终不为所动。他的忠义仁勇信的品行，非常符合人们对忠臣义士、英雄楷模的审美标准，所以能够深得民心，被百世传诵。可见“信”是构造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它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承诺，一种道义和责任的体现。

　　忠和义的表现，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质特色，因为他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身外的物欲与外在形式，而且是要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灵魂深处的信仰与信诚。洞悉关公行为价值取向，他人生的着眼点是忠而不是势，他的出发点是义而不是利，因此通过忠与义的行为途径，把自己的道德准则严格地熔铸在“信”的基础上。从关公身上可以看出，忠、义、信三者，是构成每个人品格的基本因子，在三者之间，“忠”与“义”是品格特质的外延表现;“信”则是品格特质的内涵体现。孔子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连信诚都没有，他就失去了做人的底线，还如何能够做一个“忠义双全”的好人呢?

　　社会无信不稳，国家无信不立，民族无信不传，关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人极”，简言之，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底蕴里，始终坚守着对“信”的承诺，并且不遗余力地付诸于忠、义、仁、勇各方面的实践：敬事业，效明主，忠不避死;重道义，轻富贵，义不负心;扶弱者，济困危，以仁待人;驰疆场，斩敌首，勇冠三军，从而熔铸成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尤其是在君臣至忠、兄弟大义之间里，更增添了君臣之间的大信。这种“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患难相扶，祸福共之”的高尚气节，作为中国封建统治史上的君臣之间，将帅之间的典范，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关公文化的——道德元素

　　关公生前只是一名武将，为何死后却声名鹊起，封号越来越响，地位不断升级，耀光炳灵，赫著千古，显当时而神后世，敬宗教而信民众。完全是因为关公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性格品质，符合了民族文化的需求，满足了百姓心灵的期盼：他对国以忠，待友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做人以信，英武盖世，绝伦逸群。尤其是他人生中践诺守信，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生死靡他行为，成为普世华人的道德偶像。

　　关公文化的内涵，就是春秋大义，就是忠义精神，就是诚信之魂。自华夏文明产生以来，从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表彰的“见义勇为”精神，都证实中华道德穿始终的便是至高无上的“忠义信”字。关公也正是在“信”的道德基础上，他才逐渐形成了“始终如一、坚韧不拔、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正是因为坚守“信”的理念，他才能温酒斩华雄、降汉不降曹、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华容道捉放曹，甚至才会遭到痛失荆州、败走麦城的结局。也正是因为对“信”的坚贞，他才能得到刘备信赖，受到曹操器重，遭到孙权忌恨，从而演绎了他出道、成功、辉煌、败亡的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关公是国人心目中完美人格的化身，是民族道义精神的象征，是朝野崇拜者生死相依的寄托，说到底，关公是道德力量在中国人灵魂里的凝聚。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内涵，符合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所以得到全世界华人族群的景仰，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潮流。美国人类学博士焦大卫感叹道：“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的品格，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三、关公文化的信仰元素

　　关公信仰起于朝廷而传于民间，封建帝王崇尚他的“忠君”，平民大众敬重他的“仁义”，各界商人叹服他的“诚信”。尤其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关公当做“忠义仁勇信”化身，其地位被抬得越来越高，以致与孔夫子齐名，成为辉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武双璧”，受到儒、佛、道三教及社会各界的尊崇。中国传统文化多提倡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而关公文化正是融儒、道、佛于一身，所以成为三教敬奉的神祗，不仅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层次领域，而且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潮流。

　　(一)关公文化的——民间元素

　　民间是关公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是形成关公崇拜和信仰的重要前提。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祈求安宁，向往正义，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美好的期盼和向往。但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地位的低下，以及对不公平际遇的无奈与愤懑，以及当出现神异奇特而又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或遇到百般厄运又无法摆脱时，使得他们产生了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于是经过千百年的筛选与甄别，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众尊奉祈祷的对象，逐步走上被顶礼膜拜的至高神坛。

　　民间大众对关公的崇拜，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人格品质，把他的优秀品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因为关公亡命涿郡前在家乡的“悯冤除霸”，桃园结义后对刘备的忠贞不二，华容道释曹时的感恩报德，威震华夏时的智勇双全等等一系列的忠义仁勇之气，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人格品质。另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企盼关公的神灵护国佑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大家过上安宁的日子，保佑每一个家庭平安和顺。所以在百姓众生的心目中，关公不只是崇拜的英雄，而且是敬奉的神明，自明清以来对关公的信仰，既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是民间供奉的对象，俨然成为人神之首。

　　关公之所以能广泛深入人心，是因为平民百姓敬仰他义气干云，坚贞不二，仗义执言。一生恪守誓言，从未动摇和背叛过，所体现的道德情操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态势，适应了下层市民百姓的心理，故被人们视为人际关系中一种优秀品德而备加推崇。在民众的心目中，关公不但是一员猛将，还是一位深谙《春秋》大义的儒将、智慧之将，并且是一位事君不忘其本的天下义士，有“国士之风”。在道德情操上，关公远远高出此前的文臣武将，已成为一位最讲“诚信”的英雄神灵，可以从关公身上汲取忠义信的思想理念，民间这种现象，在中国诸神中是非常少见的。

　　(二)关公文化的——官方元素

　　皇帝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很需要为臣子们树立一个像关公这样一位忠君奉主、守节尽义的榜样。其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象像关公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守信诚于朝廷，成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地位的守护神。而关公一直是以“兴复汉室”为己任，驰骋疆场，风云一时，有着“威震华夏”的卓著战绩，并且是在北伐统一途中以身殉职。其不受利诱，不怕威逼，节烈刚毅，始终奉一的行为品质，深合理学家们倡导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主张，也正符合了统治者的用人标准，所以深得统治阶级的推崇。

　　在我国历史上，三国时代是一个被浓缩了的封建王朝版本，它记述了中国社会从统一到分裂、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因而颇具代表性，成为后世人们探讨社会根源的蓝本。五代以后的各族分治局面，已经形成了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忠义”精神，而“靖康耻”导致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更使宋明理学家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才是避免战祸丛生、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关公有着“忠义仁勇信”的显赫声名，所以被逐渐神化虚构，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典范。

　　唐朝时期是关公崇拜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其要义就是凭借宗教的力量和皇家的支持，通过美化与神化，使关公走向神坛迈出的第一步。从北宋到元代的数百年间，是关公神格化的重要过程，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历朝历代。明代是关公崇拜臻于完善的阶段，也是关公崇拜世上的第一个高峰，其庙“始称帝祠”，升格为“武庙”，与文庙(孔庙)并祀。而清朝的统治者们一向以延续“汉祚”仗义执言的正统自居，因而他们一开始，就把匡扶汉室、尽忠竭义的关公，奉为朝廷崇祀的主要神祇。

　　一个事物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对于关公的崇拜也是如此，如果说宋元是发展期，明代是盛行期，清代就是巅峰期。据史载，清王朝仅在北京一地，就修建关帝庙116座，并且通令全国普建关庙，按时奉祀香火，其数量之多和建筑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了文圣孔庙。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关公崇拜是全民族的，但又有个阶层、各界之别，其基础虽然是民间大众和社会各界，然而起主导作用的却是皇家政权。他们的极力推崇与不断加封，对社会各界的关公崇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鼓励作用，从而使关公崇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三)关公文化的——宗教元素

　　中国民众注重实际，他们不重来世，也不苛求超生转世，所信奉的神祇也是实用的，无论佛道神怪，就是能够对此生此世有所帮助的。由于关公人格的伟大，为人一身正气，神勇无敌;做事无偏无倚，刚正不阿，所以宗教各界都想借助他的崇高威望，用来壮大自己的声威，吸引各界信众。而且由于关公出身低微，较易与寻常百姓沟通，因而人气极旺，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家争鸣，皆奉关公”的独特现象：“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全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关公文化与“三教”结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可以说正是由于儒教与佛教、道教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与需求，在它们互相冲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关公文化现象。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构成了民族之魂的精髓，由于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对称，儒教在文的已有了孔子的基础上，便尊关公为“关圣帝君”，并且遵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把关公进行了“圣化”，从而形成了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儒家文化格局。

　　作为儒家统治理念，历代帝王敬重关公“忠贯日月、义薄云天”，作为“读春秋，讲仁勇，行忠义，施诚信”的行为典范，所以关公走进儒家范畴，是顺理成章，也是不可逆转回避的。儒家接受并推崇关公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关公深明春秋大义，得到儒家的认可与倡导，使得关公最终走进中华文化的主流，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关公崇拜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佛教和道教曾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佛教是最早参与神化关公活动的宗教，后来随着关公声誉的日益显隆，在佛教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各地寺院争其将列为本寺护法。而且由于藏传佛教大师的推崇，关公被正式接纳为藏密护法神，使藏汉民族信仰文化神奇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宗教界里独一无二的现象。

　　道教先是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继而推上了无可复加的“天帝”大位，称之为“文衡帝君”，与华光帝君、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道教的“护法四圣”，使关公在神坛上代以益崇，青云直上。尤其是历朝皇帝不断地为关公加封赠爵，不仅在官方出现了“关帝武庙”现象，而且民间供奉关公的庙宇也遍及天下，至明清时愈演愈烈。事实上儒释道三教仅是创始人不同，实质则是殊途同归：“修己利人，其趋一也。”关公最初入佛，继而入道，最后被儒教引进，达到三教圆融，关公文化最终也成为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治国良策。

　　总之，这位被封建王朝奉为大帝，被平民百姓敬为天神，及至“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的武圣关公，不仅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动力，也汇聚成了足以跨越时代和国界的文化资源。尽管关公当年赤面骑赤马厮杀疆场的雄壮场面，青灯观青史夜读《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但是关公自身所具有和被后世所叠加的那些道德观念与道德精神，至今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应当赋予关公文化以时代的内涵，探讨其现实的价值，对于当前新时代提倡诚信而和谐的文明社会，实现人类文明共同体，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建设性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