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以汉唐之际为最盛，其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人员交流空前繁荣。而在这条漫长的国际道路上，有一个民族在周边各文明之间穿梭缀合游刃有余，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被称为“粟特人”，而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则被称为“粟特 / 索格狄亚那”。

古代的粟特人现如今已经与亚洲众多民族相融合，而中国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市场，也历史上也融合了众多的粟特移民，最著名者如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火寻、戊地、东安、沛捍、那色波、乌那曷、漕等。（不止九个，《魏书》、《隋书》、两《唐书》等说法不一，亦可见其时间跨度之大）

昭武九姓亦被称为九胡姓，不同姓氏的胡人大都来自中亚的不同的国家，有些姓氏为汉族古已有之，有些则始于胡人，如：康、米、石等，其著名人物如：米芾、安禄山、史思明等。

　　河津康家庄镇风塔

　　河津市清涧办事处有个康家庄，康家庄以康姓而立村。据村里人介绍，早年村中康姓最多曾有四五百户，光绪三年遭灾后一部分迁往陕西黄龙县康家岭，一部分迁往河南巩县康店镇。现在全村康姓人家只有十多户。至于康姓人家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旧有的祠堂和家谱都已毁失，无从稽考。当地人只知道过去祠堂里祖爷桌上供奉的祖先画像头戴官帽，传言唐朝时候当过兵部侍郎。

　　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康姓与隋唐之交时一件大事有关。

　　《旧唐书·高祖本纪》载：“(隋大业十三年五月)甲戌，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趣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丙戌，进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说的是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从太原起兵反隋，派府司马刘文静与突厥联络，希望得到支援。始毕可汗令特勤康稍利率兵五百员，马二千匹，与李渊义军会师于绛州龙门。关于这段历史，除《高祖本纪》外，《唐书》中的《刘文静传》《突厥传》，以及《资治通鉴》等均有提及，而以《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较详。

　　“康稍利”是什么人?史书中称他为“特勤康稍利”或“柱国康稍利”。“特勤”“柱国”都是突厥大将军的衔称。《新唐书·突厥传》说：“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勤，大臣曰叶护……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据此，康稍利应是突厥始毕可汗的王子或皇弟。但事情恰有例外。据著名民族史专家韩儒林先生研究，“(突厥)称特勤号除可汗宗族外，异姓亦得为之。康稍利之任特勤，当系异姓任该职之例。”(《历史研究》彭建英《东突厥汗国属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为中心的考察》)康稍利原本是康居人，属粟特部。隋唐之际，粟特诸部曾为突厥所节制，逐渐突厥化，但仍有自己的部落。康稍利受到始毕可汗的信任，被破例任命为“特勤”，担任大将军职务，享受宗室待遇，而他所带领的五百部卒仍然是粟特人。

　　那么，康稍利率领骑兵、马匹来到龙门，会在哪里落脚呢?应该就在康家庄一带。

　　康家庄村西古称“放马滩”，附近还有个“詹家庄”，古代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河津县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岳父詹太师在此放过马，两地因此而得名。既然如此，这里也应该是同一时期康稍利及突厥骑兵在龙门落脚首选之地。这一点也恰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相吻合。《起居注》说：“癸巳，(李渊)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稍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稍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籍之以关陇，……于往县西南宴见稍利，并与县内道俗叙旧极欢。”当时李渊的大帐驻扎在今僧楼乡李家堡，而康家庄正位于其西南方。这样，将“放马滩”“县西南”“康家庄”以及“四五百人”等说法综合起来观照，康稍利率领骑兵在这一带落脚基本可以得到证实。后来康部随李渊大军参加反隋，为大唐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如此，次年突厥骨咄禄特勤来朝，“帝(李渊)宴太极殿，为奏九部乐，并升御座”(《旧唐书·高祖本纪》)，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康稍利当然也被封了很大的官，村人说祠堂供奉的祖先在唐朝做过兵部侍郎，说的应该就是康稍利本人。

　　关于康稍利入唐后的行止，史书上没有更多的记载。但从《起居注》来看，康稍利早期仰慕中原文化，归化李唐，情发于衷，心向往之，由来已久。这在他此前带马队来太原互市交易时已有突出表现。《起居注》说：“丙申，突厥柱国康稍利等并马而至，舍之于城东兴国玄坛。稍利见老君尊容，皆拜。”“丁酉，帝引康稍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为恭貌，厚加飨贿。稍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从此以后，帝每见，稍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礼。其马千匹唯市好者，而取其半。”说的是，康稍利率领马队来到太原，下榻于兴国玄坛(书中又称“兴国寺”)，首先在那里拜祭了李氏宗祖老子。后受到李渊的礼遇，为之深深感动，钦慕之情溢于言表。在交易中，不但挑选好马卖给李渊部队，而且只收一半的钱。这应当就是康稍利积极归化中原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康家庄村西还有一座造型精美的“镇风塔”，是全国著名的五大回音塔之一。镇风塔所在寺院名字就叫“兴国寺”，恰与当年康稍利初抵太原，下榻并拜谒李唐宗祖老君之道观“兴国玄坛”名字相同。村里人传言寺与塔始建于唐代。由此可以想见的是，康稍利部族在当地落户后，在村里也仿照太原建起了一个“兴国玄坛”，专门敬奉老子(后来改称“兴国寺”)。足见康氏家族忠于李唐始终不渝，也进一步坐实了这里是康稍利部属所居不误。

　　康家庄人员外迁去向，亦颇值得关注。清末光绪三年晋南遭特大灾荒，人们纷纷外出逃生。康家庄的人，一支投奔陕西黄龙县康家岭，一支投奔了河南巩县康家店。为什么投向这两个有“康”字的地方?一种很大的可能是：两地过去与康家庄就有渊源关系。史料记载，黄龙县有“明时徙民垦荒”的历史(见阎崇年主编《中国市县大辞典》)，巩县的康家则相传是“明洪武七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过去的”。两地都有“明初移民”的大背景，说明早期的康家岭、康家店人极有可能都是明初从河津康家庄迁去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到了清末遭灾，这里的人才又分赴两地投奔族人去谋生。粟特人“善商贾”，长于理财，河南的康家经过明清两代几百年的经营，成为中原巨富，被誉为“活财神”，或许与此有关。因此，这里康氏族源的确认，也为河南康家经营成功找到一个历史性的依据。

　　历史上的山西，一直是汉民族与西北各族人民进行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地区，许多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河津康家庄的故事再次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民族融合的佳话。而屈指算来，这支粟特人来龙门定居，到去年八月已经整整1400年了。

　　                                                                                                                         文：王雪樵（《运城曰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