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像

在河东历史上，有四位思想巨擘，曾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他们是：春秋末期在魏国西河（今河津）设教的卜子夏、西汉前期著作“无韵之离骚”的龙门人（今河津）司马迁、隋末唐初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通化人（今万荣县通化镇）王通和明代早中期开创“河东学派”的薛瑄。

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薛瑄在立功立德立言方面近乎完美，足堪与小他83岁的王阳明媲美。事实上，薛瑄是明代第一个配祀孔庙的先儒。

2017年夏天，我怀着三十多年耳濡目染的追慕心态，来到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参拜先儒遗迹。

家庙——功德思想的宣扬

　　《说文解字》中说：“尊莫尊于祖庙。”在古代，只有有官爵者方可建家庙。《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以建立家庙作为子孙后代祭祀祖先的场所，其目的是祖述功德、慎终追远、化育后人。薛瑄的家庙，始建于薛瑄辞世136年后的公元1600年。家庙原有前后两院，现在存前院，坐南朝北。

　　我们参观了正殿，更幸运的是我们还偶遇薛瑄第十四代孙、斯文通博的薛吉生先生。借着午后的暗淡光线，我看到了正殿中峨冠博带、双手交叉、凝睇深思的塑像。塑像两旁悬挂着傅山先生亲笔题联：“果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辨读书二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

　　傅山是特立独行的名士，也是明末清初实学派的思想家，傅山对薛瑄的高度赞誉，反映出王阳明心学长期统治之后，主张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对其空疏作风的反拨和矫正。

　　薛瑄一生提倡“复性”，也就是祛除私欲，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他说：“千古圣贤教人之法，只是欲人复其性而已。”如何恢复本性呢?他主张修身律己、回摄人心、省察自身、笃实践履，在日常生活的接人应物、一言一行中进行默识体认和持敬涵养。“时时皆道，处处皆道，事事皆道，道不可离”。

　　薛瑄的“复性说“，在明代早期和中期是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发扬光大，后来这一系列思想被王阳明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直至整个明朝的学风大变。但是随着社会大变动的来临，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卷土重来，薛瑄作为程朱一脉“河东学派”的主要代表受到傅山的崇奉就不奇怪了。

　　薛瑄一生在湖南、四川、山东、南京、北京多地为官，反腐肃贪、剿除叛乱、淳化民风，成就卓著。他总结为官之德，撰写了《从政名言》，其质朴警策，发人深省。他随时随地游览名山大川、拜揖先贤名哲，创作了大量诗文。散文《游龙门记》描摹天地壮观奇伟雄秀，《河崖之蛇》讽刺人性贪欲，深邃犀利。他的诗歌，比如《昆阳行》在从容雅致中回想汉光武帝昆阳大战的古事，在吊古伤今中得出“举鞭一笑寒天高，万里关河坐超越”的旷达和高澹。但是薛瑄最为重要的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恐怕是创作《读书录》和《读书续录》这两本哲学著作，并通过大量讲学活动塑造了影响深远的“河东学派”。

　　明代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高攀龙对薛瑄在思想史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故居——品德灵魂的见证

　　薛瑄故居距离家庙仅有百步余，坐西朝东，南北长14米，东西宽11.8米。薛吉生先生知道这一数据，但是每有客人来临，他还是若有所思地要亲自再步量一遍。主房是西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这个院落还不如现在一个普通百姓的院子面积宽大。这样一个大明王朝反复旌表的高级官员，住在如此寒碜和简陋的院落，让人唏嘘感叹。他正直清廉的形象则更加伟岸和高大。

　　根据《明史》等正史记载，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时，别人劝他去感谢提携他的当权宦官和乡党魁首王振，薛瑄严词拒绝。他说：“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然而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薛瑄尽心尽职，昭冤平反，竟然把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杀人的案件进行了重审，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公报私仇，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开斩前，他的同僚去监狱看望，只见他泰然自若，手捧《周易》专心致志地在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正义含冤，引起朝野震动，众怒之下，王振只好退让，免除薛瑄死罪，但仍将其削官为民，放回故里。王振是一个十足的大权奸。大明王朝由盛转衰有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就是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的遭遇和王振对朱祁镇的谗言蛊惑有着直接关系。所以薛瑄捋虎须，披龙鳞，和王振殊死搏斗，就不是简单的善恶较量，而关系到大明王朝的社稷安危。

　　薛瑄曾写诗表达自己勤俭奉公的思想。他说：“家无仓廪储，心有宇宙春。”他关于官员慎独的理念表达得十分精致：“如静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贪即非义，一念之慢即非礼，一念之许即非智，此君子贵乎慎独也。”薛瑄在著作中曾对为官之廉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廉有三个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

　　天顺八年，即公元1464年7月19日，闲居在家的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薛吉生站在先祖去世的东窗前，深情地朗诵了先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首诗。

　　墓地——历史沧桑的诉说

　　薛瑄的谥号“文清”。“文清祖茔”在村西300米处，坐南朝北，由北向南有砖影壁、牌楼和部分残存的拴马石柱、石虎、石羊、石马等。木构牌楼正面书“文清祖茔”，背面书“薛公坊”，两边有“理学”“真儒”字样，虽然古旧劈裂，仍然显出苍劲庄严。墓地周围有土墙，现存19通明代石碑，墓冢百余座。薛瑄墓在墓地东侧，冢高1.50米，周长18米，古柏参天、气象肃穆，十多代人的印迹和记忆在这里杂沓和参差呈现，让人不由生出兴亡存废之叹。

　　在薛瑄的墓冢之上，一棵柏树与地平面平行横向披拂，遮住了茔丘的顶部。薛吉生说，有人觉得这棵侧柏，像是先祖的龙头拐杖，在风雨雷电中坚韧地护佑着自己的主人。据薛吉生介绍，“文清祖茔”在数百年的时间内历经自然和社会的风雨考验。墓区的建筑和植被屡遭破坏，但是族人还是努力地保护着祖先的安息之所，同时也尽着守护一代廉吏和旷世大儒遗迹的文化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措施，再到民众百姓，文化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薛瑄墓、薛瑄家庙、薛瑄故居等在内的重要遗产逐步获得了政府的重视和大家的爱护。

　　薛瑄七八岁的时候，每每听到大儒伟士的故事就对自己说：“彼亦人耳，人而学人，盖无不可及之理也。”薛瑄终究成为大儒伟士，并永远活在人们的敬爱和追思中。　 　                                                                                                                                           文/杨晓华

编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