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先祖源于河东

　　关于周人的先祖，有关文献记载如下：《尚书·舜典》记载，帝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说明周人的始祖在担任后稷之官后，经历了舜、禹时代，到夏朝衰落时废去了农官，周人的先祖不窋因此而失去官职，只好跑到戎狄的地方居住下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县，还有一种说法是周人源自今甘肃庆阳一带。上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提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挑战传统的周人源自陕西的定论。钱穆先生的观点自有其道理。钱穆的观点和传统的周人源于渭水观点不同。他提出周人始于河东，他认为《诗经·公刘》中的“于京斯依”“于豳斯馆”以及《史记》中的“国于豳”，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即今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处。豳、邠古今同字，都得名于汾水。随着周人迁移到西北泾水流域，邠的地名也搬了家。若比较泾水与汾水的情形，汾水支流众多，当得起“分”字，远比泾水合适。在泾水流域，这个从分从邑的地名“邠”，如果没有其他更古的来源，实在是太突然了。

　　钱穆之后，许多著名学者如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等都赞同钱穆提出的“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的见解，并都作了论证。他们认为，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和豫西北，周的先祖也应该属于他们中的一部分。

　　从情理上来说，周人的先祖后稷作为舜、禹时代管理耕种的官员，不可能居住在偏远的西北地区，其活动范围只能在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所在的河东地区。周人的先祖在河东地区从事农耕，繁衍生息，他们的部落开始壮大，在舜、禹时代一直世袭“后稷”一职，有了封地，逐渐形成了最初的周族。

　　周人从东向西迁徙，同样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在分析了陕西和山西出土的器物后得出了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就有联裆鬲的发现……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光社文化的初期，大约相当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期，光社文化的中期也不迟于殷墟文化早期。

　　在《诗经》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周人先祖和夏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诗经》中多次提到了周和夏的关系，例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大雅·韩奕》)“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经·鲁颂·閟宫》)周人常常自称“夏人”，是因为周族的先祖在夏朝世代为“后稷”之职，后来虽然随着夏的衰亡，周人奔于戎狄之间，但数百年的记忆是抹不掉的，这才会出现周人屡屡歌颂夏禹、以夏人自称这种情况。今运城地区在商周时期有“夏墟”“大夏”之称，周人的先祖作为农官“后稷”，“奄有下(夏)土，缵禹之绪”，“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其最初的活动地方只能是河东地区。正是因为河东地区是周人和夏人的故地，周初分封叔虞到河东时，周成王才会对叔虞说“启以夏政”。

　　《史记·周本纪》：“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弃的封地在邰，邰是周人的起源地。邰，在河东的涑水河流域，今闻喜、稷山一带。今天的运城、临汾、太原等地还有台骀庙，便是远古的遗存。在河东地区，春秋以来就有与“稷”有关的地名和纪念地。最早见于文献的是《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在稷这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西晋杜预注“稷，晋地，河东闻喜县西有稷山”。《后汉书·郡国志》闻喜县“有稷山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汾水又经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许里。山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正是因为今天的稷山、闻喜、万荣、新绛一带，曾经是周族祖先后稷活动的地方，所以后来才有稷祠、稷亭、稷王庙、稷益庙等与后稷相关的遗存。现在万荣县太赵村遗存有建于宋代的稷王庙，稷山县有建于元代的稷王庙，闻喜县有建于元代的后稷庙，新绛县有重修于元代的阳王镇稷益庙、北池村稷王庙，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甘肃庆阳纪念后稷的后代公刘的庙宇，修建于明代，至今还只是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陕西武功县在北魏时出现后稷祠的记载，后来长期改为佛寺，明代才恢复后稷祠，现在也是一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无论是甘肃庆阳还是陕西武功，都没有像河东地区如此密集的、高等级的、持续不断的后稷崇拜的庙宇建筑。

　　万荣县太赵稷王庙

　　万荣稷王庙位于万荣县太赵村东，在稷王山西北，与稷王山直线距离20千米。原来的山门、献殿、东西配殿在抗战时期被日军毁坏，现存正殿和戏台。正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正殿的木构部分为北宋遗存，近年在无梁殿发现有墨书题记“天圣元年”字样。天圣元年为公元1023年。稷王庙正殿的建筑形制十分独特，殿内无一般建筑中的通长大梁承托，俗称“无梁殿”，该殿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庑殿顶建筑，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稷王庙。梁思成先生曾遗憾未见到北宋庑殿顶建筑遗存，万荣稷王庙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正殿屋顶的厦坡很长，远远望去，大殿就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大殿的斗拱很有特色，五铺作斗拱，柱头斗拱硕大，檐部补间外部为双昂五铺作，内部转为六铺作。外部斗拱的昂头形制上平下卷，下昂曲线优美。无论是屋顶形态还是内部的梁架、斗拱结构，万荣稷王庙都独具特色。该建筑比《营造法式》的成书时间(1103年)早了80年，《营造法式》中的许多构造在这里都有呈现，证明了《营造法式》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建筑的渊源关系。该庙前檐的两个边柱柱础为覆莲柱础，属于唐代特征，说明宋代的稷王庙是在唐代的基础上重修的。庙内的戏台创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现存建筑为民国年间依照原样重建。庙内遗存元代碑文：“今有本庙自建修年深，虽经兵革，殿宇而在，现有舞基不曾兴盖。今有本村等谨发虔心，施其宝钞二百贯文，创建修盖舞厅一座，刻立斯石矣。”据此碑文，可知元朝初年戏剧登台表演在晋南乡间已很普遍。该碑刻对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建于1023年的万荣县太赵村稷王庙正殿

　　新绛县北池稷王庙

　　新绛县北池稷王庙在稷王山东北，与稷王山直线距离11千米。稷王庙建于北池村西北的高台上，坐北朝南，东西32.65米，南北38米，占地面积1241平方米，建筑面积558平方米。现存建筑有正殿、配殿、耳殿、戏台、土地庙及门楼，大部分建筑为明清遗构。北池稷王庙是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完整的一处稷王庙，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北为正殿(稷王殿)，正殿两侧为东、西耳殿。西耳殿面宽三间，硬山顶;东耳殿由于空间所限仅为一间，悬山顶，现在供奉关帝。院落两侧有配殿各三间，西配殿为空间较大的三间，悬山顶;东配殿为空间较小的三间，硬山顶。院南居中建有一座戏台，其西侧为土地庙，东侧的钟楼已毁。东南角建有过街玉皇楼一座。整个庙院的布局相对完整，但不像通常所见的建筑左右对称分布，而是因地制宜，有一定的随意性。正殿为单檐悬山顶，正殿的斗拱简单，有元代特征，正殿屋脊上的琉璃脊饰装饰华丽，为明清风格。庙内的戏台为三间悬山顶，戏台背后的砖雕影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新绛县北池村稷王庙全景

　　新绛县阳王稷益庙

　　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在稷王山东北，与稷王山直线距离18千米。现存正殿、戏台，为明代建筑。据明嘉靖二年(1523)《重修东岳稷益庙碑》载：“罔知肇自何代，元至元重修。正殿旧三楹，国朝弘治年间恢复为五楹，增左右翌室各四楹。正德间复增先门三楹，献庭五楹，舞庭五楹。缭以周垣，架以长廊，隐以佳木，百工殚巧，金碧辉煌。”

　　稷益庙正殿为悬山顶建筑，拱眼壁绘有祥龙图案。殿内运用了减柱法，减去了前排的两根金柱，使得祭祀的区域显得十分开阔，也为人们观赏东西两壁的壁画提供了便利。

　　戏台为明三暗五，实际为五间，从正面看为三间。单檐歇山顶，台口的宽度达10米，表演的区域开阔。为了尽量扩大演出空间，前面的两根柱子外移。

　　正殿内东南西三面满布壁画，面积130平方米，壁画保存基本完好。东西两壁以台阶式布局，宽8.23米，最高处达6.18米，是国内现存明代壁画中的巨幅佳作。

　　整个壁画共绘有人神400余位，其创作者为翼城县画士常儒及其两个儿子常耕、常耜，门徒张捆，绛州画师陈圆和侄子陈文、门徒刘崇德。壁画完成于明正德二年(1507)九月十五日。虽然是明代壁画，但在线描方面继承了晋南地区的元代壁画风格，线条的粗细多变化，笔力雄健，爽畅自然。

　　东壁壁画以“三圣”为中心布局，整个画面布局基本左右对称。“三圣”为黄帝、伏羲、神农。《三圣图》左右侧为《仕女图》，左侧的侍女中，在树木左边的那位侍女，手中端着一盘食物，盘子上有一个透明的盖子，根据食物的形状来看，应该是包子。左侧的红色房柱上雕刻着金色的祥龙，石栏板上的石雕作品清晰可见。中部左边绘有《狩猎图》，画面上绘了七位狩猎者，有的拿着猎物，有的手持猎刀，有的肩扛狩猎工具，背景是秀丽的山林。右边与《狩猎图》对应的是山林中的六位农夫，人物与树木布局自然协调。左下部的《捕蝗图》描绘的是行进在朝圣队伍中的几位农夫，牢牢捆缚着一只蝗虫作为朝圣祭品。一位身着白色衣服的农夫，手中抓着捆绑蝗虫的绳子;旁边一位穿蓝色衣服的人端着盘子，盘中放着鸟;后边一位戴帽子的农夫手里提着笼子。农夫各有特色的面部表情与肢体的精彩刻画，把农夫对害虫的痛恨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对“蝗虫精”则进行了艺术夸张，使得蝗虫的形状狰狞可怖。《捕蝗图》显示了明代晋南民间画师非凡的想象力与高超的造型能力。右下部与《捕蝗图》对应的是一组正在过桥的人物群像。东壁两侧绘有后稷降生的传说故事，有牛羊躲避、禽鸟饲养、樵夫发现、母亲抱回、邻人探望等画面。在东壁的中下部，画着一位奔跑的通报人，手中拿着令旗，挎着宝剑，背着箭盒。帽子上的带子随风飘起，身上的衣服都向后飘动，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新绛县阳王镇稷益庙东壁壁画《捕蝗图》

　　西壁壁画也以“三圣”为中心布局，西壁“三圣”为大禹、后稷、伯益。大禹头戴高冠，身着蓝袍，端坐中央。后稷坐于右首，手执谷穗，伯益坐于左首。台下一文官手执笏板面朝后稷，作禀报状。两边有文武百官、武士、仕女环立，分持笏板、斧钺、果盘等。右边楼阁中，几位仕女行走在长廊中，或抱琵琶，或捧果盘、食盒。天空中有几组红衣仙人乘祥云下望，几位官吏模样的人举首朝拜。左边为《祭祀图》，祭祀的贡品有猪、牛、羊，桌上摆三个牌位，中间为“昊天玉皇上帝位”，左为始祖后稷神位，右侧当为伯益神位。祭祀者为皇帝和文武群臣，两旁器乐鸣奏。《祭祀图》上部为《稼穑图》：画面中上部，一位正在耕地的农夫转过身来聆听后稷的指导。路上，一妇女肩挑饭篮、水罐为家人送饭，小心地过桥，一童子手捧水碗、食物走在妈妈的前面。田间，一农夫头戴斗笠，正在锄地，一老夫似乎听见小孩的喊声，张望前来送饭的母子。右上角的麦田中，两个农夫正在割麦，前边一年长者手握镰刀、麦子，回头和另一人说话。麦场上，有人上垛、打场，一头牛拉着碌碡碾压着收割回的麦子。一位农夫手执鞭子赶牛，另一位拿扫帚扫场，还有一位肩扛木杈正准备翻场，有一小孩手拿簸箕在牛后拾粪。碾好的麦子堆积如山，麦堆上插一面小旗，两人正在装袋。装好的粮食有的已装上驴背准备驮运。壁画中的场景，正是晋南农村麦收时节的实景再现。《稼穑图》的画面上共计有大小人物28位，在打麦场上的人物有14位。《稼穑图》的右上方为《烧荒图》：山上正放火烧荒打猎，山下有一官吏向伯益报告开荒和狩猎的情况。受到惊吓的野兽正跃下山崖过河，已过河的两只麋鹿正回头张望。远处的山涧里，几只猴子正玩耍。对面山林中，一对猛虎正在搏斗，一猛士正拉弓欲射，几个武士手执刀剑准备。

　　稷益庙壁画不像通常在寺庙所见的宗教壁画，而是歌颂大禹、后稷、伯益为民造福的事迹，再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的艰苦历程，可以说是画在墙壁上的一幅农业百事图。壁画内容丰富，场景宏大，布局严谨，色彩绚丽，画艺精湛，是研究我国古代农业历史的重要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稷山县稷王庙

　　稷山县稷王庙位于稷王山北的稷山县城，距离稷王山直线距离25千米。进入大门之后，迎面看到是献殿，进深10米，东西宽14米。单檐硬山顶，彩色琉璃装饰。

　　献殿左右为钟鼓楼。钟鼓楼长宽各4米，均为楼阁式重檐十字歇山顶，翼角飞起，雕梁画栋，彩色琉璃装饰屋顶。钟楼(东侧)和鼓楼(西侧)的斗拱、木雕十分漂亮。钟楼木雕的大象眼睛炯炯有神，犀牛、奔马动感十足。额枋木雕有市井图、农夫劳作的场景等图案，坐在牛背上的人和砍柴归来的樵夫手中都拿着书，边走边读。钟楼的斗拱很有特色，斗拱上有木雕的大象，长长的象牙十分突出，木雕大象的上方还有彩绘人物头像，颇为罕见。

　　献殿前后檐下的额枋上为木质浮雕，前檐明间额枋的木雕是后稷教民稼穑，东次间额枋木雕是春天耕作播种的场景，西次间额枋木雕是农民收获庄稼的场景。木雕形象逼真，造型生动，线条流畅。画面上，有教民稼穑的稷王，辛勤播种、收获的农夫，身形矫健的黄牛，碾打谷物的碌碡、扇车。在西次间的夏收木雕作品中，一个农夫正手摇扇车，前面的一位农夫手里拿着簸箕，踩在一个凳子上，站在一侧操作，而不是像现在的人们坐在扇车顶部操作，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农耕文化的珍贵资料。后檐的额枋木雕有三星观太极等。

　　稷山县稷王庙献殿与钟鼓楼，献殿之北为后稷楼。

　　献殿内东西山墙上都嵌有巨幅石雕，均高2.8米，宽4米。西山墙石刻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稷山知县李景椿为重建稷王庙告成所赋七古一章，全文共四百余字，书法劲秀。东山墙石刻为稷山八景图，雕工一流。

　　献殿之北为后稷楼，建在2米高的台基上，楼阁式重檐歇山顶，屋顶有彩色琉璃。楼高30米，东西20米，南北19米，面阔、进深为五间，四周有3米宽的回廊，环廊有20根雕花石柱。前廊有两根浮雕盘龙石柱，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工艺十分精湛。两条石雕巨龙，周长123厘米。东边的一条是水龙，云腾浪涌，龙飞海上;西边的一条是火龙，火焰熊熊，飞龙穿跃。柱础高52厘米，周长156厘米。这两根石柱的雕刻艺术，较北京故宫和解州关帝庙的盘龙石柱雕刻艺术技高一筹，高浮雕的高度达10厘米左右，龙爪的雕刻颇见功力，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工艺的最高水平。后稷楼的后廊柱石雕为龙凤雕刻和龙虎雕刻。回廊外围以52块雕花石板构成屏风形栏杆。每块石栏板高74厘米、宽90厘米，栏板图案雕有山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等，内容为二十四孝、八仙过海、渔樵耕读、松鹤延年等。后稷楼一层明间额枋木雕的雕工精湛，图案也很有特色，为“二龙捧福”，两条龙之间雕刻一只展翅欲飞的蝙蝠。

　　在中轴线的最北端是祭祀后稷母亲的姜嫄殿三间，单檐悬山顶江源，殿前有歇山式四柱亭一间，亭南为泮池，泮池两侧各有石栏板12块，24块石栏板上雕刻二十四节气农事活动场景，每块石雕上都有两句农谚。如“雨水”的画面是农夫冒雨送肥的场景，农夫头戴草帽，手拿鞭子赶牛，其农谚为：“雨水逢旱农家愁，须知春雨贵似油。”“惊蛰”的画面处理很有特色，画面上是耕地的农具(分别是犁、耙)和牛身上的套具，没有出现人和耕牛，其农谚为：“惊蛰来临蛇鼠行，切记耕地要保墒。”“夏至”的画面是打麦场上的场景，一位农夫赶着拉碌碡的黄牛碾麦子，左上方有扇车和装粮食的桶、斗等器具，其农谚为：“夏至到来遍地黄，碌碡扇车上麦场。”“大伏”的画面上是农夫用水车灌溉庄稼的场景，其农谚为：“赤日炎炎大伏天，浇灌锄草防干旱。”“立秋”的画面上是一位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摘棉花的情景，其农谚为：“百草打籽到秋天，日锄田禾夜浇园。”“白露”的画面上是农夫播种小麦的场景，其农谚为：“白露开始种高山，可别死等误平川。”这些石雕作品线条流畅，立体感极强，生动传神，具有版画效果。

　　像稷山县稷王庙这样的以二十四节气为题材的石雕，在国内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泮池之上建一单孔石桥，长15.5米，宽2.38米。桥两侧有护栏，桥栏以26块石雕构成，石栏板高74厘米，上雕“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及花卉图案。

　　稷王庙后稷楼屋脊宝顶有小型琉璃塔三座，献殿、钟楼、鼓楼及姜嫄殿屋顶都有琉璃塔，色彩缤纷，富丽堂皇。这些精美的琉璃制品，在阳光的照射下，绚丽夺目。

　　稷王庙的铁艺也是一大亮点。后稷楼的琉璃塔顶有精美的铁艺九凤朝阳，凌空欲飞。献殿屋脊有二龙戏珠铁艺，钟、鼓楼上有五福祝寿铁艺。这些铁艺经过近180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不生锈、不变形、不褪色，说明了清代稷山一带工匠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

　　精美的木雕、石雕、琉璃、铁艺四种艺术在稷王庙荟萃一堂，成为稷王庙建筑的四绝，令人赞叹。

　　闻喜县吴吕后稷庙

　　闻喜县吴吕村后稷庙在稷王山之东北，距离稷王山直线距离6.6千米。现在庙内建筑尚存正殿、戏台，均为元代遗构。正殿的柱础为覆莲柱础，有明显的唐代特征，该庙可能始建于唐代。庙内存明嘉靖年间重修庙记碑两通。正殿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四铺作斗拱单下昂。右门墩石上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题记。至元二十九年为1264年。正殿的梁架结构体现了金元过渡时期晋南地区的建筑特征，如正殿大梁像其他元代建筑一样均为草袱，但又没有元代建筑的典型特征抹角梁。戏台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前檐有圆形通长额枋，戏台的大梁也为草袱，有明显的弧度。

　　闻喜县吴吕村后稷庙正殿

　　在现在万荣县东的稷王山顶，曾经有历史上最早的稷王庙，附近各县的百姓每年都要到山上的稷王庙进行祭祀，民间称为上庙。后来，人们感到路途遥远，上庙不便，分别在山下的东文村(现属万荣县)和山北麓的修善村(现属稷山县)另建两座稷王庙，为了区别三庙的不同，把山上的稷王庙称为“上庙”，把东文村的稷王庙称为“高庙”，把修善村的稷王庙称为“下庙”。元代，稷山县的官员还觉得到修善村的下庙祭祀不便，又在县城重建稷王庙一座。不过，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七日，周边五县的百姓还要到稷王山顶举行盛大的上庙祭祀活动，为争登庙先后，经常发生械斗。后经协商，每年由一县主办，五年一轮。直到抗战时期，日军将山顶的稷王庙焚毁，祭祀才告中断。今稷王山顶有一宋塔，该塔西北方一百多米处的电视转播塔下，便为古稷王庙遗址。站在稷王山顶俯瞰四周，周边五县田野历历在目。

　　1932年，山西省立图书馆和美国弗利亚美术馆联合发掘了万泉县荆村遗址(位于原万泉县城东门外)，考古工作者董光忠在遗址中发现了仰韶时期的农作物黍子的遗存。1943年，日本学者和岛诚一在其所著《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中，公布了有关专家的鉴定结果，肯定了荆村遗址出土的谷类碳化物，是黍子和高粱两种。荆村遗址出土的黍子和高粱，说明了在6000多年前，河东地区的先民就开始播种黍子等农作物，周人的先祖后稷在这一带活动，理乎自然。

　　因为周人的先祖源于河东，在春秋时期河东地区有纪念后稷的地名，这也是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与后稷有关的地名。汉代，河东有纪念后稷的建筑“稷亭”。最迟在北魏时，河东地区已经出现纪念后稷的庙宇“稷祠”，这是中国古代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稷王庙。到了宋元时期，河东地区又有全国最密集的、高等级的稷王庙。从春秋时代开始，一直到宋元明清，河东地区的后稷崇拜延续了2600多年。河东地区是全国后稷崇拜时间最早、历时最长、文化遗存最多的地区，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推出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成果。

　　来源：运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