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吴壁遗址地理位置 西吴壁遗址

　　3300多年前一个落日西沉的傍晚，中条山脚下的西吴壁，已经燃烧了300多年的炼铜炉火熄灭了。此后数百年间整个晋南大地谜一样地变得人烟稀少，一派萧条。再后来这里又几经先民驻足、兴废交替，西吴壁遗址一次又一次地被岁月掩埋在大地之下。

　　时光穿梭，转眼到了当今。2018年初春，几名外乡人住进了西吴壁村，他们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考古队员。不久后，这些人带着当地村民，开始在村南的地里打桩拉线，摆动小铲，揭开了这个尘封三千多年远古遗址的神秘面纱。

　　经过春秋两季的工作，西吴壁的发掘成果很快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晋南、晋南

　　国家博物馆在晋南考古的足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叫中国历史博物馆)。最早几年发掘了垣曲古城东关新石器时代遗址。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本世纪初，近20年的时间发掘了垣曲古城南关夏商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南关商城。持续多年的发掘期间，在南关商城陆续发现了一些炼铜炉渣，还有铸造小型工具的石范。商城位于中条腹地、黄河北岸，附近有大型铜矿。显然，这里的铜料来源就是旁边的中条山。我们由此推断，商人在本地设立城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控扼中条山的铜矿资源，为位居河南伊洛郑州地区的夏、商都城输送铸铜原料。如此，在中条山地区应该存在许多早期矿冶遗址。这样的发现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博及其他一些学者的重视，先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中条山内的铜矿附近。遗憾的是，十几年间所找到的主要是汉代以后的矿冶遗存。铜是夏商周青铜时代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那么，早期先秦采、冶铜遗址究竟在哪里?

　　本世纪初，垣曲商城淹没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我们的考古工作开始转战到中条山北侧更广阔的运城盆地。2003到2006年，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成立课题组，首先在运城盆地东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以拉网的方式排查过每一片土地。在大约1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的遗址近200处，其中在中条山北麓山前台地上有多处遗址发现有炉渣等冶铜遗存，西吴壁就是其中最丰富的一处。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在以后的十年间，由于当时的工作重心在探索早期文明起源的其他方面，我们暂未对西吴壁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但我们对冶铜遗址的关注从未间断，几次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专家合作开展专门调查，迄今已在绛县、闻喜、夏县及垣曲境内的山前台地和河谷阶地寻找到了含有冶铜遗存的先秦遗址近20处。

　　起于无心插柳，收于有意栽花。考古学家的“运气”有时就会这么不经意地撞怀而入。晋南大地，终于开始向多年付出的我们开启了宝藏大门。

　　聚焦西吴壁

　　万事俱备，扬帆起航。2018年，随着周家庄遗址发掘的停止，我们将目光转向了早已心有所属的西吴壁遗址。这是已调查过的冶铜遗址中规模较大、冶铜遗物(主要是炼铜炉渣)丰富、年代相对又早的一个。在此前多年的田野工作期间，我们曾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复查，对其潜在的价值与重要性充满了期待。

　　2018年3月底，在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我们进驻到了西吴壁。

　　西吴壁村坐落在绛县县城西边数公里处，北边背靠紫金山，顺遗址所在坡形台地往南几公里处则是曾经水波荡漾、现已干涸的涑水河，河的南边就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遗址里冶炼的铜矿石应该就来自对面不远处的山里。

　　在发掘之前，我们对西吴壁遗址中、西部发现炉渣的地点再次进行了踏查，同时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又在遗址东部发现了新的冶炼遗存。经过充分了解、精心筹划，我决定在村南遗址的东、中、西3个部位分成3个区域同时布方发掘，年度发掘总面积约有1100平方米。

　　经过春秋两季的工作，发掘出的冶铜遗存数量大、种类丰富，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在晋南大地的耕耘再结硕果。

　　西吴壁的“宝贝”

　　首先声明，考古不是挖宝，考古的目的是研究人类过往的历史。也有人说考古就是“挖宝”，但考古学家眼里的宝贝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除了大家熟知的金玉珍品，那些看起来普通的陶、瓷片，石器、骨头等，往往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宝物”。

　　说起西吴壁已发现的宝贝，就是这样一些看似普通的东西。虽说是冶铜遗址，但尚无大件铜器发现。与冶铜相关的遗物主要有矿石、冶炼矿石后剩余的炉渣、破碎的炉壁、木炭等，还有疑似与冶炼有关的陶质坩埚残片。这些涵盖了原料、炉体、燃料、残余物等与冶炼直接相关的各类物品，其中以炉渣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少量石质工具范，说明除了冶炼，这里也曾铸造过一些小件的青铜工具。这些遗物分属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时期(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除了这些“宝物”，还有丰富的“宝迹”。

　　二里头时期有出土很多炉渣的房址、窖穴、灰坑、灰沟等。在其中一个大型灰坑H111内，发现有分片成层堆放的矿石、炉壁残块、炉渣、木炭，还有一些石砧、石锤等与加工矿石有关的冶铜工具，以及大量的烧土堆积，推测这里很可能曾经作为冶炼场所使用过。

　　二里岗时期与冶铜相关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木炭窑、干燥坑、窖穴和很多的灰坑，尤其珍贵的是有几处疑似炼炉的残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部发掘区，我们揭露出一大片活动面，这个贯通南北3个探方的活动面将数处疑似炼炉的遗迹串联在一起，生动展示了当时一片集中的冶炼场所。

　　通过上述这些遗迹，我们可以复原出存放矿石、炼铜、烧制和储存木炭、堆放废弃物等与冶炼有关的多个环节、设施和场所。

　　其中，二里头时期的遗迹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发掘区，而二里岗时期的遗迹则遍布三个发掘区。每个发掘区都有大量与冶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出土，可以初步判断在夏商之时，西吴壁的主要产业就是冶铜。这反映出西吴壁是一处规模大、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冶铜遗址。这个认识在学术上非常重要。

　　西吴壁的冶铜遗存为什么重要

　　西吴壁冶铜遗址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年代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

　　通过与冶铜遗物伴生的陶片，我们可以较准确地判断出其相对年代属于考古学分期的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时期，亦即史书所载的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通过对其中一些遗迹所出土的动物骨头和木炭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初步断定这些冶铜遗存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300余年之间，也恰好落在上述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期之间。而在夏商时期，乃至稍晚的两周时期，以前在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过大规模的冶铜遗存，没有系统发掘过专门的冶铜遗址，只在一些大型都邑中发现过铸铜遗迹或铸铜遗址。在更早的史前晚期即龙山时代，虽在一些遗址中发现过零星的炉渣，但根本无法说清是否属于有意冶炼行为的残留，更无法说清当时的冶铜规模和方式;从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只发现有很少的小件铜器可以判断，当时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青铜冶铸业。因此可以说，西吴壁是中原地区首次确认的年代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遗址。这样一系列遗址的存在是与夏商时期特别是商代青铜产业的规模相匹配的。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夏代(至少中原及内地如此)，夏商为青铜时代的早期。西吴壁等多处冶铜遗址的发现，等于确证了晋南中条山地区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主要铜料来源地。

　　此前由国家博物馆牵头的另一项工作也很有价值，那就是七八年前对中条山内闻喜千斤耙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不晚于二里岗时期的采矿遗址(或许还可早到二里头时期)。虽然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晋南地区唯一的一处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但已能说明当时的矿源地就在中条山内。而西吴壁等山前冶铜遗址的发现则证明，当时的主要冶炼场所是与采矿地点相分离的。

　　夏商时期铜器的铸造，特别是青铜礼器的铸造，主要是在像二里头、二里岗等这样的大型都邑内进行的，是由夏商王朝直接控制的。而我们在晋南的发现、发掘则填补了从采矿到冶炼这两个产业链上的缺环，由此我们知道了夏商时期(至少到早商)的主要矿源地和铜料来源地，结合上述都城内铸铜遗存的发现，一个完整的青铜产业链就大体完整了。之所以说大体完整，是因目前我们还没能确定铸造青铜器时所需要的锡、铅等合金究竟来自哪里;西吴壁冶铜遗存的现场科技检测表明，这里冶炼的主要是纯铜(即红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礼器与武器皆为国之重器，则铜就属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青铜冶铸技术就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就是当时的高科技。因此，西吴壁等冶铜遗存的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青铜产业链的空白，而且对于探讨夏商王朝的崛起与获取、控制和利用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这对于研究夏商代表的早期中原王朝文明体系和内涵也极具价值。

　　西吴壁考古刚刚开始，也许还有更多惊人的发现值得期待……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负责人、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领队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