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英

　　梁文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1937年8月至1942年，任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宣传部部长、政治部主任;1945年8月至1948年，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委、地委常委。1948年夏至1950年，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43旅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62军184师政委、军管会主任;1950年至1952年底，除任184师政委、军管会主任外，同时兼任西昌地委书记兼专员、西昌地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兼西昌民族干部学校校长;1953年至1958年，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1958年夏调中共云南省委，先后任省委文教和工业部部长、红河地委书记等职;1963年任中共中央驻桑怒(老挝)工作组副组长。1970年4月后，历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0年5月，调任中国法学会筹委会副主任。1982年7月，当选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任中国法学会党组副书记(正部级);1985年12月离休。

　　4月6日上午，记者采访了梁文英的儿子——今已年过八旬的梁志俊先生，听其回忆了父亲投身革命、并为之奋战一生的故事。

　　1946年，梁志俊与父亲梁文英(左)在太岳第一军分区留影

　　克艰求学 坚定革命意识

　　梁文英生于1912年，祖籍稷山县吴吕村(现划归闻喜县)。据梁志俊回忆，父亲是家中长子，十分受曾祖父的宠爱。梁文英的祖父是一位教书先生，非常鼓励梁文英求学，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读书人。梁文英也十分好学，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距村15公里的县立第三高小读书，但因家里经济困难未能如愿。

　　梁文英的父母是庄稼人，不同于祖父对孙辈的希冀，他们只是想着让儿子多读两年书，然后跟人到外地做买卖。两年高小毕业后，梁文英看到别人到太原、运城升学十分羡慕，他不甘心跟别人去学做生意，便说服父母，去了太原。

　　梁志俊说，这是17岁的父亲第一次出远门。梁文英带着20元钱来到太原，举目无亲。虽然临行前父亲再三叮嘱他不要报考学校，家里实在供不起，但他还是与同乡投考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而且被录取了。

　　当时，家里债台高筑，经济困难，梁文英十分纠结。同乡赵宏谟批评他意志不坚定，劝说他尽快办理入学手续，之后用印有红字的学校信封给家里去一封信，父母邻里见了必会开心。梁文英便向同乡借钱交了学校要的保证金，办理了入学手续。

　　“对于父亲来说，赵宏谟是他踏上光明道路的重要领路人。”梁志俊说，这在父亲后来写的回忆录里也有所体现：“他(赵宏谟)的劝说是带有强制性的，使我在彷徨中，走上了一条关系我一生的光明道路。”(见梁文英《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文)

　　“父亲求学的道路并不顺利，祖父在看到信后并没有父亲想象中的自豪和开心，反而去信一通大骂，并责令其回家。父亲只好再写信给家里，让寄一些回家的路费。”梁志俊说。路费是梁文英的姐夫寄来的，并附信说，有这20元的路费了，便可以不回来继续求学。靠着姐夫寄来的20元钱，梁文英省吃俭用，在同学的帮助下克艰求学。

　　1931年冬，梁文英与国民师范进步同学发起了“9·18”读书会。随后，在党领导下，“社会科学联盟”“互济会”“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党的外围组织都很快得到发展。1932年，梁文英参加了“社联”，负责在学校和大街上散发“社联”宣传品。“参加‘社联’后，父亲可以看到很多党内文件，也就是这一时期，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坚定的认识。”梁志俊说。

　　1933年~1934年，“9·18”读书会在李雪峰指导下，活动更加充实，先后出版《野草》《文艺》两个刊物，以此指导学生学习革命理论，激发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热情。

　　投笔从戎 驰骋疆场多年

　　梁志俊回忆，父亲毕业之后，接受了县一高的任教邀请，回到了家乡。但不久后，红军东渡返回陕北，日寇侵略的铁蹄逼近山西，山西牺盟会进行改组后，他便又返回太原，参加了组建山西新军“决死队”的工作，并由党的外围组织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梁文英在山西抗日军政训练班接受培训，投身革命，于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梁文英所在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开赴晋东南太岳地区后，派出干部，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军区和军分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梁文英率43旅和184师参加了攻克临汾、决战晋中、解放太原三大战役。184师原是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的地方部队，经临汾、晋中战役后，升级为野战军，发展为正规部队，梁文英作为该师政委，在几次战役中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极为深刻的教育。

　　攻打临汾时，梁文英的部队41、42团连续攻占了3号碉、4号碉和高河桥阵地。战役总攻前夕，为给登城部队开路，两团又接受了攻占城东敌105阵地和老鸦咀阵地的艰巨任务。关键时刻，徐向前指示梁文英亲自督战。如期完成任务后，他们获得了徐司令员和军区的表扬。

　　晋中战役中，梁文英奉命率部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展开大规模铁路破袭战。部队将所属3个团集中在董村及其附近，敌人先后以9个团的兵力，轮番向董村猛攻。部队以一当十，同敌人徒手拼搏，白刃格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役结束后，他们获得徐司令员的嘉奖和“稳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太原战役中，徐司令员命令43旅攻占太原四大要塞之一的淖马。部队猛冲猛打，终于打垮了敌人，占领了阵地。纵队党委奖励“勇猛顽强”锦旗，兵团首长通令表扬43旅能攻能守，号召部队向他们学习。

　　“在徐向前元帅辞世后，父亲写过一篇《回忆徐帅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指挥我们作战的日子》的文章，曾载于《人民日报》，详细回忆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徐帅直接领导下战斗的点滴。”梁志俊说，这篇文章也收录在他编著的《我们一家》中，文中，父亲对徐帅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及大无畏精神十分敬佩。“徐帅对于父亲革命道路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深刻的”。

　　1941年末，梁文英的父亲因病去世，而此时太岳根据地正处于艰苦斗争时期，他无暇送终，只好去信一封，表达哀思之痛。太原战役结束后，部队沿同蒲路南下，过黄河，行军路经闻喜，距梁文英家只有30里，他实在想回去看望老母亲，但想到自己为部队作的规定：路过家乡，7里以外的都不准请假。因为超过规定的距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梁文英还是没有回去。

　　“父亲想，战争很快胜利，胜利后定要跪到祖母膝下，向她倾诉自己的不孝。但没有想到第二年全国解放，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去实现自己的心愿，但祖母已离开人世，等不到见他了。”梁志俊回忆，“未能在父母膝下尽孝也是父亲终生的遗憾和痛。”

　　1997年春节时，梁志俊继母赵英打来电话说：“你爸爸参加革命60周年，想给他过寿，但我跟你弟妹都不敢跟他说，这事还要你说。”他当即答应，随后便与妻子、妹妹前往北京，当面跟父亲说明了来意。父亲没有反对，于是一家人就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从北京回来后，梁志俊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梁文英对孩子们的孝心表示欣慰，但同时也提到以后不要再为他祝寿，他说：“不愿让你们再提祝寿，原因是我没有为我的父母亲祝过寿，没有在生前孝敬过他们。现在反来让儿女们为我祝寿，更会增加我的痛苦……以后再不要提祝寿的事。”

　　梁志俊说，父亲十分重视对他们的培育，从小便教育他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可要好好学习，当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梁志俊上中学和大学时，每月寄多少钱，梁文英会通过调查来确定，就是不让他在学校搞特殊。梁志俊从小便知道，父亲身份不同，梁文英也再三强调，不能麻烦别人，凡事要靠自己。梁志俊说，在参加工作后，他就和自己“约法三章”：不靠老子、不找关系、不走后门。

　　梁文英不仅注重对儿女们的教育，而且十分关心孙辈们的学习和成长，孙辈们出国留学，他积极支持，获取博士、硕士学位后，他还会写信祝贺，并提出殷切的希望和要求。

　　革命一生 英魂永垂不朽

　　在梁志俊看来，父亲一生辉煌。他驰骋疆场，屡建功勋，率部攻临汾，挖道破城;守太谷，死不旋踵，稳如泰山;夺淖马，势如猛虎，血浴并州;之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挥师飞渡黄河，直捣扶眉，占领兰州，追歼马匪;大西北解放后，彭德怀总司令宣布18兵团归二野建制，在贺龙指挥下，又奉命挺进川西，卧冰饮雪，夺关围敌;成都解放后，修复都江堰，溶编投诚军。1950年，解放西昌，开辟凉山，剿匪平乱，建立新政。1953年始，历任国务院纺织部部长助理，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共中央驻老挝工作组副组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党组副书记、顾问。鞠躬尽瘁六十余载，殚精竭虑，筹建新厂，振兴民族轻纺;兴滇富民，繁荣西南边疆;出使老挝，履行外交策略;开拓法学，铺垫法制基座，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法学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梁志俊说，1985年父亲离休后，仍坚持学习，并根据自己长期的革命经历，撰写了《在老挝的日子》《春到凉山与风雪边疆》《历史的新篇章》《民族问题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征途回顾、往事追踪》等多部革命回忆录。

　　2002年3月，梁文英因病逝世，享年90岁。“父亲逝世后，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梁志俊说，父亲梁文英的一生，是为追求崇高理想而拼搏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投身于党的伟大事业的一生。正如他逝世后，前来吊唁的同事、战友在留言簿上所写的那样：“投笔从戎意志坚，南征北战把敌歼。一生为公勤廉政，两袖清风铁石官”“政委梁文英，凉山享盛名。军魂光马列，战绩耀干城。率部破顽垒，安民树赤旗。辉煌六十载，告慰万夫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