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四件强奸、猥亵儿童的典型案例，即韦明辉强奸幼女被判处死刑案、小学教师张宝站猥亵多名女学生案、蒋成飞以招募童星为名诱骗女童在网络空间裸聊猥亵案、李堉林猥亵男童案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专访。

　　问：性侵害儿童犯罪案件，社会普遍关注，请您介绍一下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总体情况。

　　答：当前，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等性侵害儿童犯罪仍处于多发态势。以猥亵儿童犯罪为例，2017年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审结2962件，2018年审结3567件，2019年1-6月审结1803件。需要指出的是，性侵害儿童犯罪隐蔽性强，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不排除还有一定比例的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近年来，性侵害儿童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上升，原因复杂，其中与人民群众儿童保护意识增强、发现后及时报案有一定关系。比如对有些触碰、亲吻儿童身体进行猥亵等犯罪行为，以往重视不够，没有及时发现和报案。

　　问：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性侵害儿童犯罪的处罚情况，有些人存在担忧，认为对猥亵儿童犯罪的处罚较轻，不足以震慑犯罪，请您对相关情况作一介绍。

　　答：性侵害儿童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2019年7月24日，人民法院对控制、奸淫多名幼女并强迫幼女卖淫牟利的罪犯何龙执行死刑；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强奸幼女致人死亡的罪犯韦明辉已于近期被执行死刑，三名猥亵儿童的被告人也被从重判处刑罚，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性侵儿童犯罪一以贯之的零容忍态度。

　　猥亵儿童的情形比较复杂，因为猥亵手段、情节千差万别，危害性大小各异，因此刑法规定，对构成猥亵儿童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民法院根据猥亵儿童的手段、情节、后果等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以2018年为例，在判处刑罚的猥亵犯罪分子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达23%以上，高出全国同期刑事案件近8个百分点；对即使因犯罪情节较轻而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亦要求一般不得适用缓刑，最大限度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的政策精神。人民法院综合考察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存在教育、监护等特殊关系，以及猥亵手段、情节、人数、次数、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对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比如本次发布的案例中，对利用教师身份多次猥亵多名年幼女学生的被告人张宝站，对利用招募童星名义在网络上猥亵众多女童的被告人蒋成飞，法院均认定属猥亵儿童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诱骗男童发生同性性行为的被告人李堉林，依法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问：本次发布的案例中，有2件涉及利用信息网络结识被害人后实施犯罪，或者本身就是在网络空间实施猥亵，鉴于这种新情况，应该如何更好地防范性侵儿童犯罪的发生？

　　答：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通过网络性侵害儿童的现象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确实需要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据部分地区法院统计，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儿童的案件中，有近三成是被告人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儿童后实施。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儿童好奇心强，对不良信息的甄别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从而给一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相对于传统上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性侵犯罪，网络性侵害儿童的隐蔽性更强，更难发现和追踪，而且从已发案件来看，受到网络性侵害儿童的低龄化现象突出，使得许多儿童暴露在网络侵害的危险之中。

　　为防范和减少网络性侵害发生，需要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社会、学校和家长携手合作，通过加强管理、行业自律，改进技术，设置儿童对特定网络的禁止链接和不法信息识别、屏蔽，强化儿童使用网络的安全教育等多种途径，共同为儿童成长营造安全、健康、绿色的网络环境。特别是父母和老师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帮助儿童增强预防网络侵害的意识，让儿童了解和掌握识别性侵的能力，及时发现儿童的一些异常变化，遇到疑似性侵害，及时发现和报警，进行干预，避免严重侵害发生。

　　问：对预防儿童性侵害犯罪，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建立性侵犯罪人员信息库，对申请从事特定行业的人员查询是否有性侵前科劣迹等。对此，人民法院采取了哪些举措？对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您有哪些建议？

　　答：性侵儿童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我国司法实践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治理性侵儿童犯罪，需要秉持打击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建立跨部门协作、干预机制，将行政、司法、家庭、学校、社会资源统筹协调起来，形成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合力。作为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研究出台司法政策文件，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始终坚持对性侵害儿童犯罪的依法严惩态势，形成强大震慑。同时，人民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对于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社会管理薄弱环节和问题，一直也将继续以司法建议等形式，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合力做好相关预防保护工作。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山东、四川等地法院在惩治和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和留守儿童犯罪方面，探索开展由法院、检察、公安、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试点项目，构建跨部门联席会议平台，明确、细化各成员单位在防范儿童性侵方面的职责，预防、减少性侵害犯罪的发生，确保犯罪发生后及时被发现、被制止，并使受侵害的儿童得到更好地救助和保护，在一些个案中取得积极成效，相关试点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合作方好评。当然，我们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性侵犯罪再犯率高，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儿童性侵强制报告制度，建立性侵儿童犯罪者信息数据库并公开其信息，部分地区在进行试点探索。但因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目前对不报告的法律责任后果不明确，对公开性侵前科劣迹人员的标准、范围、程序不明确，且公开信息制度只有与对该类人员的特殊矫治、管控措施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发挥应有的预防作用，而相关的上位法律依据均付之阙如，亟需立法作出明确规定，补足社会治理短板，构建对儿童更加安全、有力的社会保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