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执行人在消失3年后偶遇债主，为求脱身在翻窗过程中坠楼身亡。死者家属认为，债权人讨债限制了死者的人身自由并导致其坠亡，遂诉至法院索赔。

　　近日，经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均认定债权人的讨债行为属于合理限度内的私力救济，不构成侵权，无需赔偿。

　　近年来，尤其在民间借贷领域，不诚信现象大量存在。

　　许多案件经诉讼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抗拒执行或恶意规避执行，导致法院出现“执行难”或造成“执行不能”现象。

　　面对一系列问题，债权人应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私力救济与侵权甚至犯罪的边界又在哪里?

　　债务人为求脱身翻窗坠亡

　　曹杰(化名)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3年，因借款逾期不还，债权人陈某将曹杰及其前妻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院判令被告方共同偿还陈某借款本金47万元及利息。但判决生效后，曹杰及前妻没有按时还款。

　　2014年10月，在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借款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了分期还款的方案。但协议达成后，曹杰及其前妻却依旧没有如约履行。

　　不仅如此，二人还就此不见了踪影，陈某的借款也就一直没能要回。

　　3年后的2017年9月某天晚上，陈某和朋友周某、李某等人在KTV唱歌时，陈某无意间在前台发现“消失”已久的曹杰正在结账，于是赶紧上前要求还款。

　　曹杰声称“我不欠你钱”并想要离开。陈某一边拉住曹杰的胳膊一边给丈夫吴某打电话，朋友周某则拨打了110报警。

　　不久，吴某带着案件材料赶到了KTV，双方再度陷入僵持。

　　僵持中，陈某给执行法官打了电话，但没有接通。

　　后来，双方一致同意到附近的派出所协商处理。

　　民警了解情况后，告知经济纠纷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方便商定等到天亮后，一起到渝北区法院作进一步处理。

　　随后，陈某、周某相继离开，只剩下吴某、李某二人与曹杰留在派出所。在等待天亮的过程中，曹杰先后两次到派出所隔壁医院二楼的卫生间上厕所。

　　为防止曹杰“金蝉脱壳”，吴某、李某一直紧紧跟随，并在卫生间外的走廊里守候。

　　清晨5点，曹杰给现任妻子发短信，说了天亮要去法院的事情，并让妻子赶紧将银行卡里的钱取出。

　　随后，曹杰第三次去医院上厕所，吴某、李某依旧在走廊等候。

　　曹杰为求脱身，尝试通过卫生间窗户脱离“险境”，却在翻窗过程中不慎坠楼。

　　久久不见曹杰出来，吴某二人进入卫生间，却发现空无一人。几经寻找，最终在卫生间窗外楼下的马路上发现了一动不动的曹杰。

　　两人赶紧通知民警联系了医护人员，但曹杰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庭审中，曹杰的家属主张，吴某、李某等人的行为系非法追债，变相限制了曹杰的人身自由，给他造成了精神压力和痛苦，致使其在摆脱限制的过程中从楼上坠落，应当承担责任。

　　渝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李某的讨债行为属于合理限度的私力救济，不存在侵害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驳回了曹杰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曹杰家属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一中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合理限度私力救济不算侵权

　　该案承办法官、渝北区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刘长军介绍，本案中，曹杰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毫无主动偿还债务的意愿和行为，遇到债权人陈某时甚至矢口否认。

　　而事发当晚，法院和公安机关均无法即时解决债务纠纷，如果陈某此时不拉住曹杰，债权的实现很可能将再次陷入无尽等待。

　　根据监控视频和在场人员的陈述来看，陈某、吴某、李某等人拉住曹杰胳膊要求还款以及全程跟随守候等行为，目的是为了确保天亮后共同到法院解决债务问题，并不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

　　他们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且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双方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曹杰全程都可以自由活动和收发手机短信，债权人一方均不存在侵权行为。

　　此外，事发地的派出所和医院均有人员值班，如果曹杰认为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身体、精神受到伤害或威胁，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寻求保护和帮助。

　　而曹杰在未受到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明知危险仍试图借上厕所之机翻窗离开现场，不慎坠楼致死，其过错明显，应自行承担责任。

　　刘长军介绍，公民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两种途径实现，而私力救济主要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三种。其中，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实现，在情势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即公力救济)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自由施加合理限度的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而为法律或社会公德所认可的行为。

　　本案的诱因本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执行，债务人曹杰却仍然逃避还款责任，甚至玩起了“躲猫猫”。

　　时隔几年后双方偶然相遇，为防止债务人再次隐匿以保障债权实现，债权人在扭住他的同时电话求助，以及后续过程中的时刻关注、跟随守候，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多年难觅踪影的曹杰履行法定还款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曹杰发短信叫妻子将银行卡里的钱取出、以及最终从卫生间翻窗逃离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些“扭拽、跟随、守候”的措施确有必要。

　　曹杰作为一名成年人，对被人跟随和从二楼翻窗，哪种行为的损害后果可能更严重，应该有足够的认知比较和理性判断。

　　纵观全程，债权人一方采取正当方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没有超出法定的合理限度，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因此，讨债行为与曹杰的死亡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力救济应是债权人首选

　　在“老赖”横行、胜诉权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通过上门催讨、死缠硬磨、跟踪盯梢、损坏名誉等方式讨要债务，甚至委托“讨债公司”雇请社会闲杂人员，采取威胁、恐吓、哄骗、骚扰、敲诈勒索甚至拘禁绑架等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手段追讨债务，成为许多人自认为“不得已”的选择。

　　刘长军介绍，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为了追债，自行或雇人跟踪、骚扰、威胁债务人，甚至借助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暴力追讨。

　　这些讨债方式十分容易演变为民事侵权行为，使用不当反而会激化矛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违法犯罪。

　　例如，在渝北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债权人但某邀约朋友与自己同去讨债，在双方冲突中殴打了债务人的朋友，将其手机没收、捆住双手，开车强行带到重庆南山一处矿坑非法扣禁近7个小时，试图以此威胁债务人还款。

　　但某后来担心“事情闹大”，陪同受害人吃饭洗浴后放其离开，但“覆水难收”，参与讨债的几人最终都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那么应当如何合法的追讨债务?

　　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聂炜昌律师认为，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普通市民更应选择公力救济，万不得已，才考虑私力救济。

　　首先来说，由于法律本身的专业性，社会普通民众对法律的认识程度普遍不高，在采用私力救济追讨债务时，很难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因为私力救济限制债务人的人身自由，结果涉嫌非法拘禁罪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聂炜昌表示，此外，在社会大众心中还有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即“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但是在实现“还债”和“偿命”目的的过程中，如何既能保证欠债人的基本权利，又能实现社会正义，就体现出法治社会的分野。

　　“因此，相比较之下，通过公力救济达到让债务人还债的目的，应该是法治社会民众的首选。

　　事实上，通过法院判决确定债权，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债务人若不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可以将债务人拉入失信黑名单，冻结债务人的银行账号，限制债务人乘坐飞机、高铁，禁止住星级酒店、禁止高消费等。”聂炜昌说。

　　聂炜昌告诉记者，除了以上限制以外，我国刑法第313条还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能力还款却不还款，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13日，重庆高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自诉案件办理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不受理或超过30日不予答复，且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通过刑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教师公杰认为，如果对私力救济认可范围过宽，将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可控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难以把握行为尺度，各国立法对私力救济都持谨慎态度，我国立法则未对自助行为进行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对私力救济的认定也十分严格，只有在来不及援用公力救济，而合法权益又有被侵害的现实紧迫危险时，债权人才可以对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财产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无论何种形式的救济，都属于事后补救行为。建议大家未雨绸缪，于债权债务确立之时，充分评估其潜在风险及自身承受能力，并通过详细拟定合同条款、设定担保或抵押等方式，做好做足防范止损措施。至于主张债权，则务必依规合法，切不可打着‘维权’旗号采用非法手段，以免有理变无理，维权变侵权。”刘长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