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像”邮票 (资料图)

　　包拯一生坚持“清心治本、直道处世”，以清廉、刚直名重于世。曾巩称他“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他不但自身廉直，而且重视约束子弟。

　　嘉祐七年五月十三日，包拯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机要事，突然发病，从此卧床不起。包拯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大儿子包繶已经去世，小儿子包绶只有五岁，还不太懂事，谁来教育他？他将来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思前想后，他提笔写下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严厉告诫子孙后代做官时不得贪污受贿，否则就不是他的子孙。寥寥数语，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包拯的仕宦后代，严格遵守了这则家训，克己正身，直道而行。包拯的廉直风范更嵌入了传统文化的内核，砥砺无数士人廉洁奉公，以民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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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在众多名宦的家训中，如此简短直接的文字实属罕见。这37字的家训出自大名鼎鼎的包拯之手。

　　包拯为官26年，清正廉洁、不附权贵，将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贯彻到底。在对亲眷子女的教育上，包拯非常严苛，也正是这样一种以身作则、严以持家的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清廉官员的典型。

　　力推“盐改革”

　　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是维持人体正常功能不可或缺的物质。中国历代王朝都把盐看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为盐的收入不仅可用于军队开支，还可用于修筑防御性建筑，所以实行的都是垄断政策。

　　宋代在建国之初针对盐采用的还是“榷禁”制度，即由官府经营生产和销售，官卖官卖，不允许通商，不允许私人贩卖盐获取丰厚的利润。

　　陕西路解州盛产盐，有盐池，尤其是所产的“颗盐”历史悠久且成本低，供应给30多个州郡，但运盐的搬运任务官府让百姓无偿承担，若在运送过程中产生损失，也由承担搬运的百姓来赔偿，否则就会被披带枷锁，关进牢房，当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顶罪，如此弄得千家万户惶恐不安，而且管理生产和销售的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损公肥私，使得国家利益多数进了官员的腰包。

　　针对上述情况，当时在汝州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盐的改革方案，一是产销分开，原先官营销售改为通商，让商人自由贩卖;二是原先用实物换盐的做法改为票券的方式，减少运送成本;三是防止西夏的“青盐”倾销内地，先由商人运输，再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销售;四是若是有盐商暂时去不了的地方，继续由官府销售，旨在保障居民生活用盐。但新的盐法因商人持观望态度，贪官暗中捣鬼，面临的是四面楚歌的困境。

　　但包拯坚决支持范祥的盐改，他一连上了三道奏折《言陕西盐法》，在奏折中，包拯结合自己两年前在陕西担任转运使的经历，向朝廷说明了旧盐法的危害性，他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旧法虽能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民困兵疲，新法虽减少国库收入，但可以保养民力，“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他接受皇帝指派，再度进陕，“臣奉敕差往陕西相度盐法，自入陕西界，沿路访闻”，沿途访问百姓对食盐销售的意见，从而真正了解到了盐法改革是“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热”。

　　为了范祥的盐改，包拯可谓是力排众议，最终使皇帝下定决心，下令陕西的盐法按照范祥的方案执行，但此时包拯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盐改虽按照范祥的方案改，却不让范祥自己去操作，恐难以获得好的成效，于是又上奏皇帝《请除范祥陕西转运副使》，范祥最了解盐法利害，事权归一，才能有望早见成效。

　　正因为包拯的求真务实和勇于创新，使得范祥的盐法改革在他的支持下得以成功推行，就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

　　不持一砚归

　　民间传说包拯出生在贫苦人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嫂子抚养长大，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实，包拯出身官宦之家，父亲包令仪曾做过惠安知县、掌管山泽苑囿之事的虞部员外郎、陪都南京留守等职。包令仪对包拯的管教十分严格，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包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清正家风的影响，为他后来清廉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27年，包拯高中进士，随后授大理评事，出任建昌知县，但包拯不想远离年迈的父母，所以奏请皇上将他派至父母身边为官，于是他又被改任和州监税，但父母仍不愿因此离开老家，包拯索性辞官在家尽孝，这一辞就是十年。直到父母相继离世，又守孝三年后，包拯才在邻里乡亲的劝说下外出为官。

　　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州，任内他储粮备荒、凿井取水，不但治理了西江水患，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官办书院——星岩书院。

　　端州盛产端砚，达官贵族都以收藏一块上好的端砚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深得百姓爱戴的包拯，在离职时百姓们以端砚相赠，包拯非但没有接受，并且告诫身边的家眷随从也不得收受。《宋史·包拯传》记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传说包拯在乘船离开肇庆驶出羚羊峡时，突然狂风大作，江面上翻云覆雨，包拯深感蹊跷，立刻询问下属。原来当地砚工为了表达对包拯的爱戴和不舍，专门托人送来了一块上好的端砚，随从以为一个端砚，也不是真金白银，收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包拯得知后将此砚掷于江中，随后江面变得风平浪静，后来在包拯掷砚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岛，即现在的砚洲岛。

　　包拯掷砚成洲的故事充满了玄幻色彩，但是他“岁满不持一砚归”的事迹却有史可证。包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要求极为严格，哪怕是一点小恩小惠都断然拒绝。任何贪腐都是从接受小恩小惠开始的，包拯正是立下了“不持一砚归”的决心，才成为被后世敬仰的清官。

　　笑比黄河清

　　包拯卸任端州知州后，于1043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第二年，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写道：“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认为，清廉的官员能成为百姓的表率，而贪赃枉法的官员则将被世人不耻。

　　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王奎，王奎数任转运使，借机侵吞百姓钱财，但他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且深得仁宗青睐。

　　包拯在最后一次弹劾王奎时言辞激烈地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奎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意思是皇上任用酷吏王奎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件幸事，但一路百姓的不幸又有谁知道呢。最终，在包拯不懈的坚持下，仁宗不得不同意对王奎依法惩治。不仅王奎，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宗室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甚至六次弹劾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达官显贵，以至当时民间流传“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

　　包拯在任开封府尹时，因为一些名门望族擅自在惠民河上大兴土木、私筑园林，导致河道堵塞、频发水患。包拯不顾情面，将相关人等全部依法处置，违建楼榭也尽被拆除。在开封府尹任上，民间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谚语，意思是有像阎罗王一样的包拯在，暗中行贿串通关系的事情根本不会有，这应该是对他的官德人品最好的评价。

　　在包拯的仕宦生涯中，他始终洁身自好，不趋炎附势，在职权范围内做好本职工作。当时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虽然包拯对一些改革措施表达了反对的声音，但当改革失败，众多官员因此受到牵连时，包拯却积极为他们鸣不平。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品性使包拯从不融入任何派系，一心做好监察百官、整顿朝纲的工作。

　　包拯不但严于律己而且严以持家，民间素有“包希仁笑比黄河清”之说，意思是要见包拯笑，比让黄河水变清还要难。

　　在包拯严格的家教下，他的儿子也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长子包繶授官太常寺太祝，可惜英年早逝;次子包绶官至六品，历任太常寺太祝、国子监丞、濠州团练判官，后转任潭州通判，包绶过世后，箱囊之内，除书籍外，仅在衣袋中找出铜钱46枚。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是包拯在端州写下的一首诗。令人叹服的是，包拯祖孙三代都没有做下让后人感到羞愧的事。如此清正的家风离不开包拯37字的家训，更离不开包拯将这37字家训的精神融入其为人、为子、为父、为官的生活中。（卢萍 巩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