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绛法院三泉法庭书记员 原晨钊

法庭之内，虽不见三尺讲台，却自有一脉法治薪火，悄然相传。资深法官扎根一线，以案为课、倾囊传艺；青年干警紧随其后，实干淬炼、精进成长。一声师父，承载温情厚谊；一次传帮带，接续法治薪火。为展现法院队伍“以老带新、以新促老”的生动实践，运城中院开设“青蓝同行”专栏，以此致敬每一位躬身法治、甘为人梯的司法引路人。

杜乃民耐心指导原晨钊工作

左一：新绛法院三泉法庭庭长 杜乃民

左二：新绛法院三泉法庭书记员 原晨钊

九月的新绛，早上已经有点凉了。

我骑着电动车到法庭门口，把车支好，看见杜乃民庭长办公室的灯亮着。推门进去，他正低头在本子上写字，听见响动抬了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又埋下去了。

我来三泉法庭快一年了。

这一年，我是跟着杜庭长一点点学出来的。

一

刚来的时候，我接到的第一件活是整理卷宗。

说心里话，有点失望。

我是西部计划志愿者，报名的时候想的都是给老乡讲法律、坐在调解室里劝和，甚至偷偷想过自己能不能敲一次法槌。结果头一个月，天天跟打孔机、棉线、页码打交道。

有天上午我把一摞材料抱过去：“庭长，卷宗订好了。”

他放下笔，一页一页翻。翻到中间停住了：“这页怎么没号？”

我说：“那是张空白纸。”

他又抽出两张：“这两份是同一份，前后反了。目录上的页码也对不上。”

我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

他没说我什么，转身从柜子里抱出一本订好的旧卷宗，往桌上一放：“你翻翻。”

那本很硬挺，脊背是平的，棉线穿过三个孔，勒得紧，翻起来哗啦哗啦响，一页都不翘。

“卷宗是案子的骨头。”他说，“案子结了，最后留下的就这几百页纸。十年二十年以后有人要查，全靠它。你少编一个号、漏一页，人家半辈子的事，就缺了一块。”

那天下午他就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弄。打孔要压在刻度上，三个孔得在一条线上，歪一点整本就斜；线要用棉线，别用订书钉，铁会锈，纸会脆，案子要存几十年；页码用铅笔写在右下角，写轻点，别盖住原来的字；证据按时间排，起诉状、答辩状、庭审笔录、调解协议，顺序不能乱。

“慢点没事。”他说，“你得知道自己这一步在干啥。你现在觉得这是杂活，等跟着开完庭、调解完，再回头看这摞纸，就知道它分量在哪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跳过一页。

二

待久了我发现，杜庭长在办公室的时间，没有在路上多。

辖区七个乡镇，案子散在各个村里。电话打不通、地址写不清、人外出打工，都是常事。下乡就成了家常便饭：送达、勘验、走访、调解，一趟能办好几件。

我第一次跟他出去，是送一份应诉通知书。被告姓李，北李村的，原告给的地址就三个字：村东头。

车出了镇子，路越来越窄，两边玉米秆比人高。我抱着文件袋盘算：到村口问个人，送到手上，拍张照，半天搞定。

到了村里他没急着找人，先把车停在村委会门口，进去跟村干部聊了半个来钟头。

出来我才敢问：“咱们不是来找人的吗？”

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你先想，这人为什么联系不上？”

我说：“大概是不想应诉吧。”

“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告了。”他说，“或者知道了，不知道咋办，就躲着。人家一辈子在村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咱一车子人直接堵门口，左邻右舍都出来看，脸挂不住。脸一挂不住，事就难办了。”

后来请村干部帮忙，把人约到村委会旁边的屋子。那人进来很拘谨，手一直搓裤缝。杜庭长没急着递材料，先倒了杯水，问他在外头哪儿干活、一年回来几趟、家里老人身体咋样。聊着聊着，他肩膀就松下来了。

讲权利义务的时候，杜庭长用方言一条一条解释得很清楚。讲到“你可以答辩，可以举证，可以到法庭说你的理”时，那人抬起头说：“法官，我还以为你们来了就是判我输。”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一路，送达这两个字，重点不在送，在达——得让人真接到、真听懂、真信你。

还有一次找一个在外打工的被告，去了两趟都没碰上。第三趟杜庭长算了算日子：“快秋收了，该回了。”

我们在村口槐树下等到天擦黑。蚊子多，我在车边一直跺脚。他不急，蹲那儿跟路过的大娘聊今年的花椒价钱。

那人骑摩托车回来，看见我们愣了一下。杜庭长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迎上去第一句是：“刚回来？地里忙不忙？”

走的时候那人送我们到门口，说：“没想到你们真能来三趟。”

回去我问他：“这么跑，值吗？”

他笑了一下：“老百姓来法院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走程序的。程序走得再漂亮，人没见着、话没说透，矛盾还在那儿放着。”

三

有个案子是两户邻居争地界。做了三十年邻居，因为一台农机下地压坏了垄沟，谁也不让谁，十几年不说话，孩子都不一块玩了。案子到了法庭，事实挺好查：档案、承包合同、现场一量，谁占多少寸，清清楚楚。

我以为量完就完了。

杜庭长拿着卷尺跟我又去地里，一尺一尺重测了一遍。测完蹲在地头，盯着那两条歪歪扭扭的垄沟看了好一会儿。

“你说，今天这条线画准了，明天他俩就能好好说话了？”杜庭长问我。我说：“至少公平了。”他摇头：“公平是底线，不是到头了。”

后来他去了两家各三趟。第一趟不讲法，就听他们把这十几年的委屈倒干净；第二趟讲法，相邻关系那条，掰开了一句一句说；第三趟把两家人都叫到地里，当着面重新埋界桩，埋完了说：“这块地你们两家种了一辈子。地是有数的，人情是没数的。线今天画直了，往后别再让它歪回去。”

那天两家握了手，时间虽短，但矛盾确实解决了。

路上我问他：“您咋就知道能谈成？”

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很多人闹到法庭上，争的早不是那点东西了。”他指了指自己胸口，“是这儿堵着一口气。气不顺，说啥都没用。气顺了，理才进得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考了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他说这话的时候特别平常，像说今天天气一样：“好多矛盾看着是钱的事，根上是情绪拧成疙瘩了。光讲道理不够。”

他常说：“判决虽干脆，可关系得靠调解修复。”我慢慢才听懂——判决是个句号，调解是个逗号，逗号后面日子还得往下过。

四

来新绛之前，我对西部计划的理解挺浪漫的：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把青春写在土地上。来了才知道，青春写在土地上的样子一点不浪漫——是裤腿上的泥，是打不通的电话，是编不完的页码，是冬天早上推开门那一口白气。

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有次跟了一天，回法庭七点多了，卷宗还没订完，我坐在那儿，突然特别想家。

杜庭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没说什么，倒了杯热水放我桌上：“歇会儿。活儿干不完，人也会累，都正常。”

然后坐下来翻开他那本备忘本，指着一行：“这是我今天没做完的。挪到明天，不是我不负责，是我知道明天还能做。”他看了我一眼，“你得学会跟自己和解，但不能拿这个当降低标准的理由。这两件事别搞反了。”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入夜，院子里那棵杏树，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杜庭长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

清泉不响，一直流着。我愿做里面很小的一滴，跟着师傅，往这片土地深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