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人类命运问题。命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人应当如何看待命?如何改变命运?这些问题看似学术问题，其实是人生问题，是人类生命价值以及终极关怀问题。此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孔子天命观，意在揭示人类生命运动规律与终极关怀问题，揭示孔子天命观对今天人们完善自我、改善命运、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借鉴与启迪意义。

　　谨以此文献给孔子诞辰2569年。

　　北宋大儒张载以“横渠四句”而誉满天下、驰骋千年，他让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守望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良知与使命担当。所谓“立心”者，古有阳明先生独领风骚。所谓“立命”者，要么走向玄境，要么遁入虚空，终未形成普遍认同的观点。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他从春秋末年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出发，将自己七十余年的生命体验融入《论语》这部人生大书，诠释着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与感悟，进而形成了以“认命、修命、知命”为基本逻辑框架的天命观。

　　一、认命：因为人的生命是客观存在的

　　认命就是承认生命的客观存在。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生命皆因为祖祖辈辈世代赓续的遗传基因而孕生，又依靠祖祖辈辈劳动创造的家庭与社会环境而成长。无论是生命遗传基因还是生命依存环境，都是个体生命形成之前就已经形成、无法更改的客观存在。此之谓“先天之命”。正如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人们同样也不能选择自己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的生命遗传基因以及家庭社会环境。此之谓“天命难违”。因此，对于客观存在的“先天之命”，人们只有认同。此之谓“认命”。如果不认同生命遗传基因，就必然会导致个体生命在血缘关系上的纷繁错乱、在文化心理上的数典忘祖;如果不认同生命依存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就必然导致个体生命在社会中的无所定归、在思想上的怨天尤人。所以，对于客观存在的“先天之命”应当持认同态度。唯有认同才能传承，唯有传承才能创造。孔子是春秋末年鲁国人，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生前即被誉为“天之纵圣”“天之木铎”，其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孔子并非天生如此，他也有着自己生前不可更改的“先天之命”。

　　从孔子生命的遗传基因看。孔子的家世曾经非常辉煌，相传是殷商后裔。《孔子家语》云：“孔子，宋微子之后。”据考证，孔子是春秋时期宋国开国之君微子启的弟弟微仲衍的第十五世孙。所以，《孔子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记载“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纣的同父异母兄长。武王征服殷国后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命其奉行商汤祭祀。武王死后，武庚等人谋反。周公辅佐周成王东征讨伐他们，擒获武庚等人，命微子启代武庚为殷后裔，封微子于宋国。微子之弟仲思继承微子爵位。仲思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申生缗公共和襄公熙，熙公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代为宋国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叔梁纥曾任鲁国陬邑大夫，属于“士”阶层。这说明孔子是名副其实的“圣王之裔”。

　　从孔子生活的家庭环境看。孔子生活在崇文尚武之家，家庭关系复杂，家道中落衰微。据《孔子家语·本姓解第三十九》记载：“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由此可见，孔子之父叔梁纥是一位身长十尺、武力绝伦、立过战功的武士。孔子之母颜徵在生于诗礼之家，年轻善良的她甘愿嫁给叔梁纥为妻，足以说明她的善解人意。丈夫去世后，她带着年幼孔子过着孤儿寡母的艰辛生活，对孔子实施启蒙教育，传授传统六艺，教育和引导少年孔子干些粗俗营生、识得人间烟火。孔子的母亲去世后不久，鲁国上卿季氏设宴款待鲁国“士”族子弟，孔子应当在被宴请之列，但他吃了“闭门羹”。孔子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感受到的是崇文尚武的家教家风、纷乱复杂的家庭关系、艰苦备尝的童年生活、等级森严的炎凉世态。这为他日后走上修齐治平成长道路，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春秋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乱臣僭越、战火不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西周礼乐在鲁国保存完备。吴国公子季札观乐于鲁而叹为观止，晋大夫韩宣子观书于鲁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孔子生活在“礼乐之邦”鲁国，因而时常感到恢复周礼的使命。青年孔子带着他对于改造人生与社会的思考，离开家乡来到宋国，与宋国亓官氏完婚，婚后不久便回到鲁国。作为青年饱学之士，孔子赢得鲁国上下尊重。孔子的儿子孔鲤降生时，鲁君赐鲤祝贺，这让孔子感到莫大的荣耀。总之，赓续不断的贵族血统、崇文尚武的家教家风、家道中落的生活艰辛、礼崩乐坏的动乱年代，形成孔子无法选择、无法更改、客观存在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和生命状态。而这正是孔子自己的“先天之命”。对此，孔子从不回避，反而承认自己“少能多鄙事”。由于孔子认同自己的“先天之命”，因而找到自己卑微的生命起点，进而确立了改变卑微命运的现实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修命：因为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善的

　　修命就是追求生命的自我完善。《说文》曰：“修者，饰也。”《礼记·礼运》曰：“义之修而礼之藏也。”《楚辞》曰：“美要眇兮宜修。”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运动的事物是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割裂的;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方向影响质变结果。人的后天生命运行轨迹(即命运)同样如此。尽管人的先天之命无法选择、无法更改，但人的后天生命运行轨迹(即命运)完全可以改善。孔子先天生命的起点虽然贫寒卑微，但贫寒卑微的生命起点并非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点依然卑微。相反，这种卑微的生命起点时刻激发着孔子矢志改善后天命运的内在力量。

　　儒家经典《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孔子学以立志、勤于修身，创办私塾、广收门徒，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汲取古圣先贤智慧，致力人伦重塑，呼唤天下太平，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逻辑，推动生命正向量变，走出“吾十又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随遇不逾矩”的后天生命运行轨迹，最终抵达“大成至圣先师”的生命终点，实现了超凡入圣的人生境界。

　　从孔子修身思想看。孔子以“文质彬彬”为君子标准，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贤楷模，以“慎独”“内省”为修身之道，以仁而好学为指导思想，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在修身内涵上，包括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正、直、敏、慎、勇、敬等方面。在修身方法上，坚持“学而时习”“择善而从”“克己复礼”“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

　　从孔子齐家思想看。孔子坚持“入则孝，出则悌”。他践行孝道注重养中有敬、敬而不违、劳而不怨，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践行悌道注重兄友弟恭、近悦远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友为师，言必信、行必果。

　　从孔子治国思想看。孔子坚持“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国理念，政治上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角色定位，提倡“为政以德”，坚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规劝为政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做到正人先正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经济上追求庶而富、富而教，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旨在维护社会稳定。

　　从孔子天下思想看。孔子非常向往尧舜禹汤时代倡行的大同社会。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蜂起。但孔子身体力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毕生致力于建立太平世界。在长达十四年、行程数千里的周游列国中，孔子去过卫、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拜见过七十多位封主，虽然遇到绝粮困境甚至遭受屈辱、轻慢、奚落、冷遇、围困、凶险而依然矢志不渝，将天下兴亡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憧憬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正是因为孔子确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格局，所以，能够通过学习立志实现从懵懂少年向有志青年的转变，通过创立儒学实现从孤愤青年向弘道学者的转变，通过教书育人实现从谦谦君子向至圣先师的转变，通过推行仁政实现从坐而论道向为政以德的转变，通过周游列国实现从匡扶国家向兼济天下的转变，通过超凡入圣实现从循规蹈矩向欲不逾矩的转变。孔子后天命运的转变，使他从卑微的生命起点最终走向“万世师表”的生命终点。这一切，正是孔子自我修身、自我完善的结果。

　　三、知命：因为生命规律是可以把握的

　　知命就是把握生命运动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物质世界是可知的;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对于实践具有反作用，追求真理的过程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同理，人的生命世界也是可知的;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是生命认知的源泉，是检验生命认知真理性的标准，是推动人的生命认知丰富发展的动力;人认知生命运动规律，其目的在于改造主观世界、改善先天之命。孔子通过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形成关于生命规律的独特认知，不仅对改造自己后天命运起到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心理与秉性素养。概括孔子对于生命运动规律的认知，可以归结为“四句话”：即无生无死命之性，有生有死命之动，知生知死命之智，善生善死命之力。

　　(一)无生无死命之性。人性即人的本性，是人所以成其为人的生命特性，是人的生命运动规律，也就是人道。人的生命运动规律是不生不灭的，因而人性无所谓生死。儒家认为“食色性也”。《礼记·礼运》记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欲能够保持生命，色欲能够繁衍生命，此两者都是人类生而有之、生而欲之的天然本性与本能。只有满足食欲与色欲，人类才能够实现“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这是人类顺其自然的天命。但如果纵欲无度，必然背离人性、违反人道，必然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因此，必须“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做到谨小慎微、戒贪节欲，进而消弭冲突乃至战争。《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要求人们坚守人性、恪守人道，任何时候都不要离经叛道。

　　人性是检验道德的试金石。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人类追求食欲与色欲的行为，虽然因为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人性角度看，都是相近或相似的行为，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正常生理与心理活动。其中最关键问题在于对食欲与色欲的控制。孔子根据人们对欲望的控制能力，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标准。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子看来，君子是能够控制或超越私欲而倾向精神追求的求道之人，小人是尚未摆脱私欲羁绊而倾向物质追求的逐利之人。君子与小人区别在于他们对私欲的控制能力。孔子不反对人们追求私欲，但主张取之有道。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强调“无功受禄不可为，不义之财不可受”，坦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反，孔子在精神追求上达到忘我的境界。他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他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是“贫而乐”的贤者。这足以看出孔子超越物欲的追求，达到无欲则刚的状态。他评价申枨“枨也欲，焉得刚?”意思是说，欲不得刚，无欲则刚。在孔子眼里，无论是小人还是圣贤君子，他们既是社会角色，又是人格标准。固守人性、恪守人道、造福苍生的圣贤君子，虽死犹生;丧失人性、背离人道、私欲膨胀的小人，虽生犹死。因为，固守人性、恪守人道精神是永恒精神。这种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人性是弘扬道德的原动力。孔子生逢乱世、历经磨难，但他初心不改、抱道不屈，于世态炎凉中参悟天道人心，于春秋霸乱中洞察人间万象，于礼崩乐坏中追慕周礼遗风，于大道既隐中崇尚天下为公。乐学六艺、编纂六经，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得三千弟子而教，育七十二贤成人，更以温良恭俭让为表、仁义礼智信为魂，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为改善公序良俗、恢复周礼之制，孔子不惜撇家舍业、周游列国，餐风露宿、颠沛流离，四体不得暂安，口腹不得美厚，历尽天下纷争，饱尝人间罹苦，始终弘扬人间正道，矢志追求天下太平。晚年归国，孔子以书为伴，敬天佩地明理、传道授业解惑，编纂古代典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构建起博大深厚、悠远无疆的思想道德基石。孔子的德业文章，传递着至真之大道、至善之大德、至美之大行、至仁之大爱，可谓道贯古今、德侔天地。孔子将人性人道践行到极致，死后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说明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符合人性、恪守人道，超越国界、跨越时空，具有永恒魅力与时代价值，永远被世人所传扬。

　　(二)有生有死命之动。孔子认为“时也，命也”。天时即天命，天命即天令。上天命令人们做什么?上天命令人们要顺天应时。何谓天时?天时就是“二十四节气”。我国古代历法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将一年时光划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个节气”。这“二十四个节气”就像上天无声下达给人间、催生万物、教人因时而动、顺天应时的“二十四道命令”。因此，孔子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从“物”的生产运动看，人们按照节气变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违农时。这就是顺应天命。从“人”的生产运动看，人们按照生命发育规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费青春。这也是顺应天命。每年十二个月，对应着“二十四节气”。每天十二个时辰，对应着二十四个小时，同时对应着人体十二条经络气血运行。每时每刻、每天每月、每季每年，构成人的生命运动。命之动即时之动。时光在运动变化，推动日月交替、四季轮回、生老病死、人事代谢。《三字经》曰：“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这说明人类繁衍代代传承、家族延续永无止境，同时说明人类繁衍存在代际关系，而每代个体生命运动过程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尽管从人类繁衍角度讲，生命运动是无生无死、永无止境的，但从每代人个体生命而言，生命运动有生有死、有始有终的，而且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而促进整个家族、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生生不息、代代繁衍、绵延不绝。从矛盾论角度看，个体生命运动过程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的过程。生中含死，死中孕生，生与死相互依存、相互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不可抗拒的生命规律。因此，但凡恪守人性、尊崇人道的人，无不珍惜生命。孔子认为惜时就是惜命、遵时就是遵命。孔子视生命延续如大河奔流，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格物致知而只争朝夕。孔子感叹懒散学生是“朽木不可雕”，而他少时勤于苦读、博览群书;中年遍访名师、周游列国;晚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珍惜生命，因而注意养身。孔子穿衣以棉麻粗布为主，饭食以杂粮蔬菜为主，居住以简朴舒适为宜，出行以登山和游水为多，古籍形容孔子“趋进翼如也”，形容他走路像鸟儿展翅、健步如飞。孔子教育提倡通习“六艺”臻于“三德”。所谓“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所谓“三德”包括智、仁、勇，涵盖德、智、体、美、军等内容。孔子提出“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以此预防身心失和而伤命。孔子提出“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此预防人我关系失和而丧命。孔子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具体提出“八不食”，即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并主张肉食虽多但食量不超主食，酒不限量但以不醉为宜，生姜可食但勿过量，以此预防病从口入。从孔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人们足以看出孔子对于生命的珍爱。

　　孔子珍惜生命，因而注重养心。孔子信奉“仁者不忧”“仁者寿”“大德必寿”，推崇“仁者爱人”，强调“君子坦荡荡”，追求身心和谐。孔子安贫乐道、崇尚节俭，主张“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认为“饭疏食饮水，曲肤而枕之，乐在其中”。孔子酷爱音乐，精通音律。《论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抚琴，物我两忘。整理的《诗经》皆能弦歌。他称赞《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同时指出“郑声淫”，认为郑国民歌是靡靡之音，易使人堕入恶俗。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仁而好礼。孔子提出“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旨在使人达到反观而内省的自警、自励、自律的状态。

　　(三)知生知死命之智。知生知死就是知命。知命者乃人间大智者。知生知死，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认为生而知命者是上等智者。《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就告诉人们：只有把握“物”的本末问题和“事”的先后问题，才能掌握事物发展规律。人生大事，莫过于生死，知所先后即知生死，悟通生死问题可谓近道。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告诉人们，人的生命之道存于人的生命实践中，若人的生命之道离开生命实践，就不能称其为人道。探究人道问题就是探究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人类终极关怀问题是人类超越生命有限而追求生命无限的精神渴望，而对生与死的探索促进了人类终极思考，其最终目的是寻求人类精神永恒，化解生与死对立的矛盾。孔子的智慧在于他知道自己生前该做什么、死后能留什么，因而是知生知死的智者，是把握生命运动规律的哲人。

　　孔子知生，所以善养好生之德。孔子通过研究探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仁德思想理念，从中受到深刻启发，认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因而把“受命”依据归结为人的德行修为。晚年孔子从《周易》中找到仁义道德的理论根据，深刻认识到“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之理，因而主张“听天命尽人事”，即在敬畏天命的同时顺应天命。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说明他在五十岁时已经成为“天命”研究与践行的智者。公元前五百零一年，鲁定公以五十一岁的孔子宰中都。孔子认为这一切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因而在走上仕途后依然高举道德旗帜，行教化、劝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一年之内开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局面，引来各地纷纷学习效仿。正如《孔子家语》记载的那样：孔子宰中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无二价。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孔子治理有方、政绩卓著，被先后擢升为鲁国小司空、大司寇。孔子通过自身从政实践，使儒家思想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在理论上，孔子用“仁”的理念指导生命实践，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足以看出孔子对人的看重。在实践上，孔子奉行“仁者爱人”，强调“泛爱众而亲仁”“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认为“损人而益己，身之不详也”。孔子还将“仁者爱人”思想推及治国理政，在政治上施行“仁政”，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劝告统治者克己复礼、德礼并用，反对酷刑峻法。季康子问政时，孔子直言相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劝告执政者“审法度，修废官”，反对滥杀无辜，将“不教而杀”列为“四恶”之首。孔子厌恶人殉制度，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经济上主张“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认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他抨击“苛政猛于虎”，劝告为政者对百姓“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他呼吁为政者“好礼”“好义”“好信”，并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认为只要这样才能开创“善人为邦”“民德归厚”“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清明政治局面。孔子仁人爱物，他主张钓鱼不网鱼，不射杀归巢之鸟，表明他对万物众生的悲悯情怀。

　　孔子知死，所以怀有敬畏之心。无论从自身成长还是从人类繁衍的角度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承载着古圣先贤、先生先死者的生物与精神遗传基因，同时又是后生后死者的生物与精神基因的遗传者。生中有死，死中有生。先生者应对后生者怀有仁慈之心，用生命昭示后生者的生命成长。后生者应对先生者怀有敬畏之心，用生命传承先生者的道德精神。为此，孔子一方面知生而善养好生之德，一方面知死而怀有敬畏之心。他认为人的德行修养源自天地运行的昭示、圣贤智慧的启迪、圣人之言的教诲，因而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强调“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断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在孔子看来，君子之所以有敬畏之心，是因为君子知天命;小人之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是因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知天命者是难以养成君子人格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因为他不愿将死去的人称为“怪力乱神”。他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是因为他将“鬼神”视为远行之人，即肉体已经远离现实世界而精神依然光耀于现实世界的列祖列宗以及古圣先贤，视为与自己生命精神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亲人”，因而对“鬼神”充满敬畏，而不是疏远背离“鬼神”，并得出“敬如在，敬神如神在”的感悟。《论语》记载子路请教孔子“事鬼神”问题，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的问题，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认为不能服事活着的人，就无法服事死去的人;弄不明白生的道理，就不懂得死的道理。在孔子看来，生与死的道理是相通的。懂得生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生前做什么，死后就留什么;生前做好事，死后就留美名;生前做坏事，死后就留骂名;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懂得这些道理，人们就不会枉费人生，就不会惧怕死亡，就不会苟且偷生，就会为正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就会追求“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就会做到“生而无悔、死而无憾”。

　　(四)善生善死命之力。人的生命运动源于外在力量的推动，更来自内在力量的驱动，而归根到底来自内在力量的驱动。天之力，莫大于日月经天;地之力，莫大于江河流地;人之力，莫大于起心动念。善心善念一动，善言善行必出，因而“向善、求善、为善、扬善”成为人的生命走向完美的强大正能量和内在驱动力。孔子赞扬说：“舜其大智也与，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取其中于民。”由此可见，孔子将大舜的“善”作为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核心价值和开物成务的宏大智慧。其实，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是最求价值的生命。对于“善”的价值追求，是人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灵魂所在，是人的生命动力。人的生命一旦确立“善”的价值追求，就必然拥有向善之心、求善之德、为善之举、扬善之功;而一旦缺乏“善”的价值追求，就必然变得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唯利是图、醉生梦死。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人们需要毕生思考与戒惧的问题。所以，孔子感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主张“仁”是修身最高境界，但同时认为“善”是修身成仁的内在的力量。遇到矛盾问题时，孔子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强调从自身找原因。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时，孔子提出“君子求诸己”“仁以为己任”，弘毅致远，死而后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内省求己，才能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才能胸怀坦荡、心底光明，才能无所忧虑、无所畏惧。在儒家文化字典里，人所追求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正、直、敏、慎、忠、勇、孝、悌、敬、廉、耻等等。这些价值观，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秉性素养，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推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兴旺发达的强大力量。如果将这些价值观归于一点，那就是“善”。许慎《说文》曰：“善，吉也。”《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金人铭》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尚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些圣人之言，启迪孔子在生命运动中注重发挥嘉言善行的力量。《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追求善始善终。人世间有大善者，亦有不善者。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关于治国之道时把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种境界。孔子所谓的庸人“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孔子所谓的士人“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孔子所谓的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孔子所谓的贤人“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孔子所谓的圣人“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从“心不存慎终之规”的庸人，到“穷万事之终始”的圣人，正是孔子儒家追求“止于至善”的生命运动过程。对于实现善始善终的基本路径，孔子主张“慎始敬终”。

　　孔子主张“慎始”，认为唯有“慎始”才能善始。《礼记》曰: “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这就告诉人们，生命运动起步阶段要谦虚谨慎，确保有个良好开端。孔子“慎始”以向善为目标。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孔子“慎始”以慎言为前提。《论语·颜渊》记载：“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所以，孔子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并非一概而论。《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这足以说明孔子之言是分场合的。孔子“慎始”以慎行为根本。他提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由于人的修养层次不同，所以修命起点也不同。孔子所谓的“庸人”没有定规，故应从“言而有信”始;“士人”定心守计，故应从“格物致知”始;“君子”忠信不怨，故应从“克己复礼”始;“贤人”富而不怨、施而不贫，故应从“义以为利”始;“圣人”德合天地、明并日月、化行若神，故应从“善始善终，克全其美”始。果能如此，则人人皆可为尧舜。

　　孔子主张“敬终”，认为唯有“敬终”才能善终。《尚书》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善始不易，善终尤难。对“善”的追求必须持之以恒、戒骄戒躁、至死方休。晚年的孔子应季康子之召而回国，但“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但孔子的学生开始运用“仁”的理念施政治国、成风化人，孔子虽未履职但倍感欣慰。此时的孔子步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所谓“不逾矩”，并非说明孔子意志消沉、精神涣散、随随便便、为所欲为，而是表明孔子经过岁月的磨砺与持续修身，已将道德准则内化于心、固化于行，从而达到心有道德、行有规矩的自由超然的状态。晚年的孔子闲居在家，但从不虚度光阴。他专心致志整理古代典籍，到了忘我的地步。面对独子孔鲤和高足颜回相继去世、学生子路慷慨就义的哀痛，孔子呕心沥血编《春秋》、序《书》、删《诗》，定正礼乐，潜研《周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正如《史记》所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演易，可谓成就斐然、超迈前贤，但他仍感意犹未尽，希望深钻细研，只是苦于来日不多。孔子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希望上天借他几年，让他参透周易精髓。孔子总结人生经历，不禁感慨万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这种学思践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不懈奋斗精神，正是他知死敬终的具体体现。公元前四七九年，七十三岁的孔子感麒麟之死而叹国运之衰，临终唱道:“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令人感到孔子对生命的万般眷恋。孔子死后，鲁哀公亲自主丧，痛悼尼父。三千弟子服丧，寒暑三年不甘。数百户人家定居孔子墓旁，为孔子守孝，成孔里社区。孔子逝世后第二年，其故居成为鲁国庙堂。汉高祖刘邦命驾莅鲁，以太牢祭孔，开创皇帝祭孔先河。后世明君竟相效仿，史载十二帝赴鲁祭孔。秦朝以降两千多年，纵然时代风云变幻、孔子思想屡遭风雨洗礼，但尊孔情结千年未绝。直至今日，每逢孔子诞辰纪念日，一些国家的政要团体、海内外的华侨华人，焚香燃烛、咏诗诵经，礼乐齐备、载歌载舞，共襄祭孔盛典，呼唤至圣先师的仁德，追慕万世师表的风范。大哉孔子以其自身的“慎始敬终”，终于迎来生命的“大成至圣”。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人类命运问题。命是什么?命运又是什么?人应当如何看待命?如何改变命运?这些问题看似学术问题，其实是人生问题，是人类生命价值以及终极关怀问题。孔子天命观，蕴含孔子对于人类生命的终极思考，尽管带有孔子所处时代的局限，但具有生活化、大众化、世俗化及家国一体化等特点，因而能够将人类终极关怀问题引向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更加丰富、更加广阔、更加久远的现实境域，对于今天人们探究生命价值问题、完善自我、改善命运、实现安身立命、立心铸魂、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